三、中国历代家教的内容

中国历代家教无论是家国家法、家训家教、家书家仪，其确立标准和依据皆是以儒家道德标准为准绳，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追求目标。正如前面提到过的，它有精华也有糟粕。其中的精华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今日铸造发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必须继承和发扬的。尤其是在今天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时代背景下，古代家教中的德育观念，如对此加以适当的改造，则可成为我们有益的思想资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扬民族精神，继承爱国主义传统

中国历代家教文化是以民族精神为道德理想和价值目标的，而爱国主义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民族精神的精髓和核心所在。

中国历代家教文化都非常注意爱国主义教育，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精忠报国”，“大丈夫当拼死疆场，马革裹尸还”，“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慷慨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丈夫无国更何家”等鼓励子弟杀敌疆场、卫国保家的名言、训诫，几乎每一种家训、家规、家教读本中都会充斥其间。许多名人名将，慷慨赴敌乃至为国捐躯，都与从小就受这种爱国主义熏陶不无关系。宋代爱国主义大诗人陆游从小生于战乱之中，“儿时万死避胡兵”。他的父亲陆宰，老师曾几都是具有强烈爱国心又有担当的正直士大夫，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儿时陆游的爱国情操培养关系极大。陆游在后来曾回忆说：“一时贤公卿与先君游者，每言及高庙盗环之寇，韩陵斧柏之忧，未尝不相与流涕哀恸。虽设食，率不下咽引去。先君归，亦不复食也”（《跋周侍郎奏稿》）；“绍兴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段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长，视之蔑如也”。（《跋傅给事帖》）正是这种父辈和老师的爱国思想教育和感染，培养了少年陆游的爱国爱民思想，立下“扫胡尘”、“靖中原”的壮志，并一生为之奋斗不已。直至临终，还写下那首著名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让爱国精神代代相传。

吕本中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诗人。他的曾祖吕夷简与伯父吕蒙正，三子吕公著三代为相，次子吕公弼也官至军事最高长官枢密使。《宋史》本传称：“宋兴以来，宰相以三公平章事者四人，而公著与其父居其二，士艳其荣”。吕本中著有《吕氏童蒙训》目的是让自己的后人了解祖宗的德业，使之流芳千古，并以此激励后人。该书以其曾祖父吕公著、祖父吕希哲、父亲吕好问为主线，凡涉及能其祖辈长处的有关人物、点滴事件和言论都加以汇集。但训诫例举之中也以儒家经典为据，告诉后人许多做人、处事、为学的道理，也不乏闪光的真理成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所记多正论格言，大抵皆根本经训，务切实用。於立身从政之道，深有所裨。”钦宗建炎元年（1127）二月，吕本中之父吕好问受命于危难之际，任兵部尚书抵御围首都开封城之金兵，本中亦随父留在围城中，并“夜间雪中布衣芒鞋传达意旨”（《三朝北盟汇编》卷一百二引秦湛《回天录》），参与策划布置，亲历了京城被围及陷落的整个过程。这一特殊经历所激发的重大社会责任感，使得诗人慷慨悲歌，“以韵语记时事”，留下了一组组惊心动魄的镜头，史诗一般的展开天崩地解之际的历史画卷，其中有汴都军民高涨的抗敌热情：“贼马侵城急，官军报捷频。民心皆欲斗，天意已如春”（《京城围闭之初天气晴和军士乘城不以为难也因成四韵》）；有对宋廷上层的腐败怯懦的指斥：“国论多遗策，人情罢请缨。有谁似南八，血指众心惊”，“万事多反复，萧兰不辨真。汝为卖国贼，我作破家人”（《兵乱后自嬉杂诗》其三、其九）；更有城破之日金兵的残暴肆虐的真实记录：“城北杀人声彻天，城南放火夜烧船”（《兵乱寓小巷中作》）。使这位讲究“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著名理学家表现出一种极为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情感！

受家教熏陶，培育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自然不止陆游和吕本中，而是代有其人，累若贯珠。众所周知的岳母刺字，让岳飞成为人人皆知的民族英雄；民间故事中的杨家将，从杨老令公杨业、佘太君，到杨业的七个儿子，到孙子杨宗保、孙媳穆桂英，为反抗外族入侵，或死或伤，可谓一门忠义。北宋有名的文学家欧阳修教育赴敌疆场的子侄云：“如有差使，尽心向前，不得避事”。楚汉相争时，项羽扣押汉大将王陵之母，欲迫使王陵降楚。王陵之母却伏剑自杀，以坚其子灭楚之志；东汉辽西太守赵苞之母为入侵的鲜卑人掠为人质，危难之中，赵母却教儿以民族大义而慷慨就义。这些都是以实际行动践行爱国之志，给子女极为直接也最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第二，倡导“孝悌”，修身齐家

在中国历代家教文化中，“家”和“国”是连在一起的，要想“保家”必须“卫国”，“卫国”也就是“保家”。至于如何“齐家”，如何兴业，首先的前提就是“和谐”。班固在一位汉家宗室的传记中感慨说：“福善之门，莫美于和谐；患咎之首，莫大于内离”（《汉书·东平思王宇传》）。著名的家教教本《增广贤文》中也指出：“父子和而家不败，兄弟和而家不分，夫妇和而家道兴”。中国传统天道观主张“和合”，由此而衍生出“以和为贵”的人际价值观，以及“至中和”“求太和”的哲学思辨。这种天道观表现在家庭观念上则是传统家教文化认为“兄弟怡怡，宗族欣欣”，“家和福自生”，“家和万事兴”。

要想“家”齐、“家”和，叔伯兄弟、婆媳妯娌、男女老少，济济一堂，和谐共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倡导“孝悌”。所谓“孝”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强调“父慈子孝”；“悌”是指兄弟之间的关系，所谓“兄友弟恭“。当然前者也包括婆媳之间关系，后者也包括妯娌之间关系。儒家伦理非常重视家庭中的“孝悌”。众所周知，儒学的核心的“仁”，而“孝悌”则是“仁”之根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而且也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和前提：“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南宋著名理学家陆九韶则指出“孝悌”是家教的核心:“愚谓人之爱子，但当教以孝悌忠信，所读须六经孔孟，明父子、君臣、夫妇、昆弟、朋友之节，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居家正本制用》）；明儒姚舜牧在其家训中则将孝悌教育作为成人的基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此八字是八个柱子，有八柱始能成宇，有八字始克成人。（《药言》）

由于家庭特殊的亲子关系，在家庭和睦诸种关系中，“孝”被认为是子女最应具备的根本性的德性，也是做人的前提，因而孝成为家教的首选品德，所以蒙学读物《三字经》说:“首孝悌，次见闻。”家教中的基本内容之一就是宣扬孝，而且必须从孩提时代就必须灌输和培养：清初朱柏庐，在其著名的《朱子治家格言》中就这样论定:“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可知孝亲悌长，是天性中事，不是有知有不知、有能有不能者也。”他认为孝是人人可为的德行，“只如晨省昏定、推梨让枣有何难事？”而如果人做不到孝，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德性，“孝弟为仁之本。乌有孝子悌弟，而不修德行善者！”而有德性、特别是有孝心的人，是定有好的回报的。“乌有孝子悌弟，而不为乡党所称，皇天新佑者？”

古代家训中对孝的解读，虽然每个论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共同的主旨是尊敬与爱戴父母。如司马光对子女就有这样的具体而明确的训示:“父母之命，记而佩之，时省而速行之。”父母所嘱之事办完了，应即时告知；做不到的，也应“和色柔声，具是非利害而白之”。父母有不对的地方，则应“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子女外出，也应对父母说一声，回来后，则要对父母报声平安。司马光尤其强调:“凡人事父母，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司马文正公集·训子孙文》）。显然，司马光这里所着意强调的是在态度上礼敬父母，在生活上关心父母，敬畏之中，又包含了一种深情、体贴和关怀。这种意义上的“孝”在现代社会，仍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尤其是我国已步入了老年社会，而家庭养老又是现阶段的主要方式，因此，传统孝道中的合理内核，是大有其借鉴价值的。

第三，敦睦四邻，扶弱助贫

中国一些著名家教都很注重敦睦四邻，扶弱助贫：明代庞尚鹏在《庞氏家训》中告诫家人：“处家族、乡党、亲友，须言顺而气和”，“如弟子童仆与人相仵，皆当反躬自责，宁人负我，无我负人”。郑太和等在《郑氏规范》中用大量篇幅告诫家人要“和待乡曲”，“以仁义二字铭心镂骨”，要求家人体恤穷人疾苦，积极扶贫济困》。宋代袁采的《袁氏世范》也告诫家人，邻里之间应和谐相处、互相照应，即使对帮工佣人也要“衣须令其温，食须令其饱”。著名的《曾国藩家书》中，这位“中兴名臣”也经常教育子弟泛爱众而亲仁，要求家人“见贫困者，须加温恤”；对待邻里“饭酒宜松，礼貌宜恭”。明儒高攀龙于此更有通俗而具体的表达，他说:“古语云: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人若不遭天祸，舍施能费几文，故济人不在大费己财，但以方便存心。残羹剩饭，亦可救人之饥，敝衣败絮，亦可救人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馈赠省得一二器，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长物一二件，切切为贫人算计，存赢余以济人急难。去用可成大用，积小惠可成大德，以为善中一大功课也。”（《高忠宪公家训》）

这种敦睦四邻，扶弱助贫观念，实际上是处理家庭关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外延，也是中国传统天道观“和合”首先在人际关系上的再现。对街坊、乡邻乃至路人强调扶弱助贫、尊老爱幼、宽怀为善，反对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以众暴寡，强调“德莫大于和”；主张宽容、仁爱、和平，这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忠厚善良、追求和谐、热爱和平等民族精神在人际关系上的体现。

从思想体系上，这种敦睦四邻，扶弱助贫观念更是一种平等意识的体现，体现的是一种人道主义关怀。明儒许相卿则教育家人:爱无贵贱，对“臧获”即奴婢与贱民，也要将他们看成是有血有肉的人，应经常考虑到他们的饥寒，不要将他们视作牛马，让他们过于劳苦，他们有疾病，也应适时予以治疗；他们长大成人，也应帮助他们成家立业。（《许云村贻谋》）。宋儒袁采在家训中也同样要求家人关心婢仆的冷暖，并特别提出，在冬天天冷时要安排好他们的住处，使其免于风寒之苦。这种叮嘱也同样体现了富有人道精神的关怀（《袁氏家训》）。我们知道，古代中国社会是个等级制度十分严格的社会，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强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历代家教中提倡“爱无贵贱”，体恤下情，体现人道主义关怀，就更加显得珍贵！

历代家教中这种人道精神以及与社会风俗的对抗，还表现在对生命的关怀上。人为天地之灵杰，人的价值是至上的，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所传下的古训，但古代社会由于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现实生活中常有溺杀女婴的不幸事件。战国时期的韩非，早就对此有过猛烈的批判，历代家训中也一再告诫，生女不能不举，否则有违仁道。如颜之推就有过这样的议论:前人说过，盗不过五女之门，女孩带给家庭的拖累确实也是很大的。但天生万民，人类生生不息，生男生女都是必须的。而世人生女却遗弃之、溺死之，这有违人的天性。这种生命关怀尤其是对女婴的生命关怀，在一定程度上匡扶和更正的男尊女卑宗法社会的偏差，对社会意识有一定的矫正作用，积极意义不可低估！

历代家教中这种对生命的关爱，还从人类进一步推广到整个动植物界，形成一种护生意识。这种意识的形成，虽然与佛教信仰“不杀生”有很大关系，但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和谐”“爱护万物”不无关系，先人把这种对生命的关爱，视为“天地间之大爱”，“善中一大功课也”。明儒高攀龙就曾开宗明义地告诫家人:“少杀生命，最可养心，最可惜福。”高氏以为，动物和人一样，也是血肉之躯，也一样有痛苦，只不过“不能言耳”。动物在屠刀之下，不知会有多少痛楚，而人类为满足口腹之欲，为了人事应酬，根本无视它们的苦难，这真是太没有仁心了。所以高氏要求家人“切切为生命计”，家里的荤菜能省就省。少杀一条生命，他得心里面有无限的安慰，而且“积此仁心慈念，自有无限妙处，此又为善中一大功课也。”（《高忠宪公家训》）袁采的看法也类似。他在家训中指出:飞禽走兽与人的形体禀性虽然不同，但“喜聚恶散，贪生畏死”却是与人一样的。所以动物离群落单则会悲鸣，被宰杀则会哀号。面对如此惨状，有的人不仅熟视无睹，反而痛恨牲禽的哀鸣，人为什么就不反思一下:“物之有望于人，犹人之有望于天也。物之鸣号有诉于人，而人之不恤，则人之处患难困苦之际，乃欲仰首叫号求天之恤耶。”（《袁氏家训》）宋代大诗人陆游也一再提醒家人不要为口欲而大开杀戒，尤其是夏天，“未及下箸，多已腐臭，盏甚伤之。”故而陆氏为求安心，要求家人不吃羊、彘、鸡、鹅之肉。（《放翁家训》）。明儒袁黄在其家训中则以求仁、积德来教育家人少杀生。他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惟此恻隐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积德者积此。”他还引证先贤闻杀不食、见杀不食、自养者不食、专为我杀者不食的“四不食戒律”，鼓励家人多行仁爱之心，多有放生之举，即“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了凡四训》）。这虽有偏激之嫌，但与今日动物保护者理论是有共同之处的。

第四，立志勤学，自强不息

历代家教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进行励志教育。志气是中华民族的人格精神，中国最早的哲学著作《易经》中就强调：“天行健，君子自强而不息”。立志和理想教育是历代家教的重要内容。荀子在著名的《劝学篇》中首先就谈立志：“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宋代谢良佐教育自己的儿子：“人需先立志，立志则有根本。譬如树木，须先有个根本，然后培养，能成合抱之木“（《谢氏家训》）明代著名理学家王守仁也指出：“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志者，其本也”；“立志而圣，则圣也；立志而贤，则贤也”（《教条示龙场诸生·立志》）。在传统家教读本中，都会有很很多励志故事，如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匡衡凿壁、车胤囊萤、范仲淹分粥，欧阳修母划荻等。

目标远大，立志高远，做一个为国为民有用之才，这是历代家教的目标、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则是苦学苦读。民间非常普及的家教读本《弟子规》将立志和为学的关系说的很清楚：“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传统家教经典中几乎无一例外教导家族子弟勤奋学习、自强不息，如广大百姓耳熟能详的《三字经》就开列许多勤奋学习的榜样来激励后生小儿：“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赵中令读鲁论，彼既仕学且勤；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颜氏家训》中有“勉学”专论，指出“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唯一的途径就是“勤学”。即使年老体衰，也应学而不倦：“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在著名的家教读本中读书苦学的目的首先不是为官作宦，甚至不是耀宗光宗，首先是为了“明理”——“明圣贤之理”，成为“国家干城之器，有用之才”，这是家教读本最闪光之处，也是过去常常被误读之处。北齐时，一些人教孩子学鲜卑语、弹琵琶，希冀通过服侍鲜卑公卿来获取富贵。颜之推对此非常不屑，认为这样会迷失人生方向，即使能到卿相之位，亦不可为之。他要求子女“慕贤”，将大贤大德之人作为自己的人生偶像，并且“心醉魂迷”地向慕与仿效他们，在他们的影响下成长。颜之推把圣贤之书的主旨归纳为“诚孝、慎言、检迹”六字；认为读书问学的目的，是为了“开心明目，利于行耳”，“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清代陆陇其在给儿子的家书中教导说：“我虽在家，深以汝读书为念。非欲汝读书取富贵，实欲汝读书明圣贤道理.免为流俗之人。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来，便是做人的法。”张之洞教育儿子认真读书用功上进，“为日后国家干城之器，有用之才”。明代庞尚鹏教导子孙“学贵变化气质，岂为猎章句，干利禄哉？”传统家教立志勤学自强不息的教育，弘扬了中华民族立志为先，理想远大，勤于学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培养塑造识体务实，努力学习，积极上进，自强自立的理想道德人格和民族栋梁之材方面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第五，勤俭持家，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一贯的生活态度和思想作风．也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不仅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小农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源紧缺，节俭既是生存的必须，更重要的它是人类社会应该传承的公认的美德。孔子早就表明了他对节俭的推崇，所谓“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宁固”勤俭持家，艰苦奋斗也是传统家教文化的必修之课。按颜之推《颜氏家训》的解释，所谓俭即“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传统家教文化十分重视俭德教育，这方面的记载在各类家教典籍中俯拾皆是。宋代朱熹的《朱子家训》中，“勤俭”是其核心内容；《庞氏家训》中把“勤俭”与“孝友”四字奉为“立身之第一要义”，在关于勤俭持家的家训中，训导者把节俭不是仅仅看成是丰衣足食的手段，财富积累的技巧，而是将它视为君子应该恪守的节操，造就高深道德修养的必要途径。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就明确提出“俭”是培养君子操守的关键要素，他要子女们明白惟俭可以养德:“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薄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宋代著名学者司马光在家训中同感并进一步解释：“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训子孙文·居家杂议》）教导子孙，俭可以直道而行，丰家谨身；奢则枉道速祸，败家丧身：“奢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则家败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奢．恶之大也。”稍后的南宋大臣赵鼎，就要求家中子弟将司马光的这番话抄下来，人手一册，“古今遗法，子弟固有成书……唯是节俭一事，最为美行。司马温公训俭文，人写一本，以为永远之法。”（《家训笔录》）

不仅如此，古代家教中对“俭”的重视，甚至认为“俭”与“奢”是善与恶的根源，是人的品行涵养以及家国兴衰成败的关键，如《左传·庄公二十四年》：“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墨子·辞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从而把崇俭黜奢提到更高的道德维度，赋予了更深刻的道德内涵。曾国藩也认为：“身勤则强，佚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明确指出，勤劳不仅是创造财富的手段，而且是身强、家兴、国治、军胜的根本．是一种关系到家国事业兴衰成败的重要道德品质。唐朝李世民所撰的《帝范》中，就以《崇俭》专列为一章，文中强调俭对于人君修德有着重要的意义:“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而且俭也有着平治天下的政治价值:因为人君不尚俭德，必好奇技淫声，鸷鸟猛兽，且游幸无度、田猎不时“如此则徭役烦，徭役烦则人力结果必是民怨沸腾，政乖治乱，而人君俭则无所欲，则不会扰劳百姓，必然是国治民安。唐王朝之所以会出现“贞观”之治，与统治者注意节俭、注重与民生息是密切相关的。

不少家训还对节俭提出具体要求或实施办法，如明儒周怡在家训中就写道:由俭入奢是非常容易的，而由奢返俭则很困难。对于饮食衣服，要想到置办起来不容易，就不会随便浪费了；要想到酒肉一餐，可办好几顿粗饭，纱绢一匹，可抵粗布衣服好几件；“不饥不寒足矣，何必图好吃好著。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话间崇俭意向甚为鲜明。明儒庞尚鹏的家教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艰难”；并具体要求子孙要穿布衣吃蔬食，亲戚间的礼尚往来，每年多不过二次，每次用银，多不过一钱，待客也以俭朴为尚，一鱼一菜就可留饭了，器具只要整洁，瓦器也可以（《庞氏家训》）。这类叙说虽然有些琐碎，但其间的物力维艰，爱惜天物的意思，却是很宝贵的。曾国藩虽权倾四省，位居三公，但在给子侄们的家书中对节俭也是条分缕析，详尽而具体。他多次写信告诫子侄：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不可贵爱奢华，不可惯及懒惰。家中男丁，要阉鸡起舞。操习技术，家中妇人，要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纺织烹饪。曾国藩特别强调培养子弟的自强自立精神，他认为“银钱田产最易长娇气”，极力主张“不蓄积银钱”，而要督促子弟“谋所以自立”。“未雨绸缪，积谷防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常将有日思无日，奠待无时思有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许多家书或家训中还提到，在勤俭持家上，家长要成为子女的楷模：“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要在践行“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等细小的生活礼仪中树立“士大夫风操”。持家要“去奢”“行俭”“不吝”。在婚姻问题上，做到“勿贪势家”，反对“贪荣求利”。务实求真，不求虚名，摒弃“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的行为，“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这些对倡导家庭节俭之风且代代相传，都起着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