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是中国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中古时期纸质写本和印本文献。又称敦煌古文献、敦煌文书。

发现和被劫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同一杨姓抄经手在第十六窟干活时，杨某将抽烟用的纸捻插入靠近窟门内部北壁的墙缝，不料纸捻陷入缝中。王、杨二人怀疑壁中可能另有一洞，于是乘夜凿壁，果然发现内有一洞（即第十七窟），里面堆满了成捆的古代文物和遗书。从此密封近千年的古代遗书重新面世。194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塑像中、1965年在莫高窟第 122窟窟前遗址中又有少量发现。

首批敦煌遗书被发现以后的最初几年尚未引起轰动。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A.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探险时到达敦煌，在翻译蒋孝琬的协助下，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和对宗教信仰的虔诚，采取欺骗手段，骗得敦煌遗书24箱，运回英国。斯坦因的“收获”在西方立即引起震动，盗宝者以“探险家”的名义纷至沓来。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也到达敦煌，他以通晓汉文的优势，尽量挑选有纪年和题识的遗书,共得10余筐,辗转运回巴黎。斯坦因和伯希和盗走敦煌遗书和文物的消息传至内地，国人震惊，一批士大夫纷纷要求清政府进行干预。但直到1909年,清学部才电令陕甘总督将劫余之物押运北京。途中何彦昇、李盛铎、刘廷琛等封建官僚亦加劫掠。此后日本人桔瑞超、俄国С.Ф.奥尔登堡等也参与劫夺。大批敦煌遗书由此散落世界各地。

收藏和刊布敦煌遗书目前分藏在英、法、中、苏、日五国及其他国家的一些图书馆和博物馆。斯坦因劫夺的藏文遗书现藏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汉文遗书原藏不列颠博物馆，1973年始移藏不列颠图书馆。汉文部分已制成缩微胶卷，在国际上公开出售，计6980号，其余未公开的残卷尚有几千号，总量实际已达1.16万余号。伯希和劫夺部分最有价值，一直藏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汉文和藏文部分都已制成缩微胶卷并公开出售。其中2000号以前原留作藏文遗书编目使用，现存汉文部分 （含少量西域文字） 胶卷为 2001～6038号 （内缺4100～4499号）。中国北京图书馆藏量最大，已达1万余号（现胶卷编号至8418） 。日本藏量不大而且比较分散。大谷大学图书馆藏34号，龙谷大学和京都藤井氏有麟馆都有数量不等的收藏；私人如中村不折、滨田德海等藏600余号,总计约千号。奥尔登堡劫往俄国的敦煌遗书，现藏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孟希柯夫《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第一、二册著录了2954号。近年苏联公布的入藏总数已达 11375 号，但苏联藏品多为碎片。上述主要收藏单位之外，还有不少零散藏品分藏在某些国家，如不列颠博物馆东方古物部、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东柏林图书馆等，都有一些零散藏品。另外中国台北“中央图书馆”藏 144号、甘肃省敦煌研究院藏 367号、敦煌市博物馆藏78号、甘肃省博物馆藏 137号、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藏22号、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300余号、上海图书馆藏182号，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及一些地方博物馆也有少量藏品。初步估计，敦煌遗书总数已达 4万件以上。

敦煌遗书在发现的最初几十年间，刊布工作十分缓慢。国外斯坦因等及其所在研究机构仅刊布了一些图录，中国主要有罗振玉、蒋斧、王仁俊、刘复（半农）等以个人之力印行了极少的一部分，后来王重民、向达诸人又从英法手抄并拍摄回一部分照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坦因、伯希和及北京图书馆的藏品陆续制成缩微胶卷，公开出售。80年代以来，中国台湾省黄永武博士主编了《敦煌宝藏》 140巨册，由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将上述公开出售的胶卷全部印成书籍。日本的藏品散见于一些图录中，尚无统一制成的显微胶卷。苏联列宁格勒的藏品至今也只是公布了目录,且不完备,还未将全部内容公布于世。各零散收藏单位大多也只是公布了目录。

主要形制从外形看，敦煌遗书主要有卷轴装、经折装和册子装 3种。从内部字迹看，可分手抄和印本两种，其中以抄本居多。大量的经卷系由专职抄经手手写而成，字迹端庄工美。早期的捺笔很重，颇带隶意，唐以后的抄本以楷书为主。雕版印刷品虽数量不多，但均是中国也是世界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实物，其中以唐咸通九年 （868）雕印的《金刚经》最古。此外，归义军曹氏时代雕印的佛经，来自长安、成都的私家印本历日，涂色印本佛像等，均系印制而成。从书写用笔看，早期均由毛笔书写,8世纪末后，因敦煌一度同中原王朝中断联系,当地人开始用木笔书写。至于大量的官私档案等,则因用途不同而形制各异。

内容和价值敦煌遗书包括 5～11世纪间六、七百年的古代文献。其中有纪年者近千件，现知最早的为西凉建初元年 （405），最晚的为宋咸平五年（1002）。大部分汉文写本写于中唐至宋初。汉文遗书除95％以上为佛典和其他宗教文献外，其余为经、史、子、集、官私档案、医药天文、诗词俗讲等。宗教文献以佛教的经、律、论即“三藏”以及佛经目录为主,其中大多有传世本,也有一些未曾传世的佛教文献。汉文典籍经、史、子、集中，除一部分是极为罕见的古写本，可用于校勘外，更有不少佚失千年以上的古书，如《隶古定尚书》、郑玄《论语注》、皇侃《论语义疏》、刘向《说苑》第二十卷及属于小学类的韵书、字书等。大量的官私档案文书，是研究中古历史、社会生活、风习民俗、寺院经济等的第一手资料，如唐代的《律疏》、《公式令》、《神龙散颁刑部格》、《水部式》等，使人们对唐代法令及其在古代现实生活中的运用，获得了全新的认识。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多是古代官府的原始档案。大批户籍、计帐、手实文书的发现，反映出北魏至唐中叶实行近300年之久的“均田制”以及相关的户籍、赋役制度的实际情况。各种各样的租佃、借贷契约，放良文等，使人们对中古时代的社会和阶级关系认识得更加深切。寺院文书反映着寺庙的生产和生活。各种社约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古社会的民间社团、教团组织及其活动。张、曹二氏归义军政权时代的各种遗书，可了解敦煌地方史，敦煌石窟的凿建与发展，敦煌同邻近各民族的关系，以及敦煌和河西诸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种地志、官私谱书也是稀世之珍。文学作品中，既有中原文人传世佳作的抄本和佚作，如韦庄《秦妇吟》， 300余首王梵志诗等，更有不曾传世的地方性俗文学作品，如诗词、赋、变文、讲经文、押座文、俚曲、因缘、儿郎伟等。科技史方面的天文历算、医药术数价值极高。如S.3326《全天星图》，是现知全世界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医药文献中则有久佚的医书和医方。敦煌遗书中还有用多种古代少数民族和西域文字如吐蕃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写成的典籍和文件，对于研究古代西域民族史、各种语言文字和中西交通史有着重要作用。总之，敦煌遗书以其内容广博、弥足珍贵而闻名于世，推进了中世纪中国和中亚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国际上许多国家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和组织在从事敦煌遗书的研究工作，以至形成 20世纪国际上的一门显学──“敦煌学”（严格意义上的“敦煌学” 还包括敦煌石窟艺术考古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