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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 原文：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少不事羁检，以文学称乡里。举进士起家，迁秘书丞。数上书论事，建言班固《汉书》舛谬，命与王洙并校司马迁、范晔二史。书奏，擢集贤校理。范仲淹贬饶州，谏官御史莫敢言。靖言：“仲淹以刺讥大臣重加谴谪倘其言未合圣虑在陛下听与不听耳安可以为罪乎陛下自亲政以来屡逐言事者恐钳天下口不可“疏入，落职监筠州酒税。尹洙、欧阳修亦以仲淹故，相继贬逐，靖繇是益知名。庆历中，仁宗锐意欲更天下敝事，增谏官员，使论得失，以靖为右正言。靖在职数言事，尝论夏竦奸邪，不可为枢密使；王举正不才，不宜在政府；狄青武人，使之独守渭州，恐败边事。其说多见纳用。会西鄙厌兵，元昊请和，议增岁赐。靖言：“景德中，契丹举国兴师，直抵澶渊，先帝北征渡河，止捐金缯三十万与之。夫以景德之患，近在封域之内，而岁赐如彼；今日之警，远在边鄙之外，而岁赐如此。若元昊使还，益有所许，契丹闻之，宁不生心？无厌之求，自此始矣。傥移西而备北，为祸更深。但思和与不和，皆有后患，则不必曲意俯徇，以贻国羞。“擢知制诰。侬智高反邕州，乘胜掠九郡，以兵围广州。朝廷方顾南事，诏以广南西路委靖经制。智高西走邕州，靖策其必结援交阯，而胁诸峒以自固，乃约交阯李德政会兵击贼于邕州，备万人粮以待之；又募侬、黄诸姓酋长，皆縻以职，使不与智高合。既而朝廷遣狄青、孙沔将兵共讨贼，贼平。迁尚书工部侍郎。知广州，官至工部尚书，卒。特赠刑部尚书，谥曰襄。 （节选自《宋史·余靖传》，有删改） 译文：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年少时不受约来，因为文学才华而被乡里人称赞。考中进士而进入官场，升迁为秘书丞。多次上奏章谈论事情，进言说班国的《汉书》有谬误，皇上令他与王洙一起校勘司马迁的《史记》和范晔的《后汉书》两部史书。史书校勘完毕呈给皇上，被提升为集贤校理。范仲淹被贬饶州，谏官御史们都不敢说话（替范仲淹说情）。余靖说：“范仲淹国指出大臣的过错而遭到了重责，倘若他的话不合乎陛下的旨意，陛下则可听可不听，怎么可以囚此治他的罪呢？陛下自从亲理朝政以来，屡次放邊上书言事的人，（长此以往，恐怕会堵住天下人的嘴，这是不可以的。”奏章刚呈上，他就被降职监管筠州酒税。尹洙、欧阳修也因为范仲淹的缘故，先后被贬谪放逐，余靖从此更加闻名。庆历年间，宋仁宗决意根除天下的弊端，增加谏官的人数，让他们陈论国家政事的得失，任命余靖为右正言。余靖在职时多次上书谈论政事，曾上书指斥夏竦奸诈邪恶，不可以做枢密使；王举正无能，不适合在朝任职；狄青只是一个或将，让他独自镇守渭州，恐怕会败坏边防。他的意见大多被皇上采纳了。适逢西部边境（西夏）厌倦战事，西夏皇帝季元昊请求议和，与宋商议增加每年的贯赐财物。余靖说：“景德年间，契丹兴全国之兵，直逼澶渊。先帝御驾北征渡过黄河（定下澶渊之盟），也只赐给他们金帛三十万。景德年间的祸惠，近在疆界之内，但每年赐给他们的财物也只有那么多；现在的危机，远在西部边境之外，每年却要赐给他们这么多。如果李元昊的使者返回，增加了所期望的岁赐，那么契丹知道这件事后，难道不会生出异心？没有满足（貪婪不休）的索求，从此就开始了。倘莙调派西部兵力来防备北部边境，造成的祸患就更大了。只是考虑到（与西夏）和议与否，都有后惠，就不必违背意愿顺从它，而使国家蒙受羞辱。”升迁余靖知制诰。侬智高在邕州起兵叛乱，乘胜攻取了九个郡，用兵包圈了广州。朝廷正考虑南方的事情，诏令把广南西路交给余靖节制。侬智高向西逃往邕州，余靖预计他必定与交趾结盟，并胁迫当地各族峒人来保全自己，于是与交趾鄢王李德政相约集合兵力在邕州围剿叛贼，并储备了上万人所需的军粮在邕州等待李德政的军队；又招募侬、黄各姓的首长，（都给他们封官，）以官职笼络他们，使他们不与侬智高联合。不久朝廷派狄青、孙沔率兵一起讨贼，贼寇被评定。擢升他为尚书工部侍郎。任广州知州，做官做到工部尚书去世。朝廷特追赠他为刑部尚书，谥号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