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陇其〗（1630-1692年）初名龙其，字稼书，学者多称之为平湖先生，清浙江平湖人。自幼苦读不缀，博文强记，同辈目为“书痴”。康熙五年（1666）举人，九年进士。历任嘉定、灵寿知县，监察御史。任内移风易俗，兴利除害，守约持俭，以德化民，被举为清廉官。雍正时入祀孔庙。为学励志圣贤，博文约礼。认为孔孟之学，一以贯之，未有不从多闻多冗而人。欲求圣学，断不能舍经史。讲学专宗未熹，谓今之论学，无他，惟宗朱熹而已。宗朱熹即为正学。朱子之学，孔孟之门户，学孔孟不由朱熹，是人室而不由门。学朱熹以居敬穷理为要。认为穷理而不居敬，则玩物丧志而失于支离；居敬而不穷理，则空善恶，扫见闻，必堕于佛老。主张论太极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极，而在乎明人身之太极。明人身之太极，则天地之太极在是。学者徒见先儒之言阴阳、言五行、言天地万物广大精微，而不从我身切实求之，则不是前贤之意。太极就是万物之总名，在天则为命，在人则为性；在天则为元亨利贞，在人则为仁义礼智。以其有条不紊则谓礼；以其为人所其由，则谓之道；以其不偏不倚，则谓之中；以其真实无妄，则谓之诚；以其纯粹而精，则谓之至善；以其至极而无以加，则谓之太极。名异而实同。学者若有志于太极，惟于日用之间，时时存养，时时省察，不使一念越理，不使一事院子悖理，不使一言一动理，则太极存矣！认为先儒之言，虽穷高极深，而推其宗旨，不过欲人修其身，以治天下国家。严历斥责王阳明之学，否定刘宗周的“慎独”之说，认为其学惑乱学者。王阳明以禅之实而托于儒，其流害因不可胜言。未熹认为灵处是心，不是性。心者，性之所寓，而非性；性者，寓于心而非心。禅者则以知觉为性，而以知觉之发动者为心。王阳明言性，无善无恶，亦即知觉，所以灭彝伦、离仁义，自放于准绳之外，皆由不知有性。在回顾儒学史时，认为自王阳明倡为良知说，名儒而实禅。则明朝天启崇帧之际风气愈坏，礼义扫地，以致于不可收拾，明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明党，而亡于学术。对黄宗熹、孙奇逢不能彻底否定王阳明之学，而深为不满，与汤斌亦有过辩论。曾指出，南方黄宗熹，北方孙奇逢，都是君子，但不能穷理，以致于天下学者都被教得“不清不楚”。认为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未学之弊。立教之弊源浊而流亦浊，未学之弊源清而流浊。王学为立教之弊，诋程朱之学者，乃未学之弊。认为天下学者趋王学而不可遇者有二：一是为学可以纵肆自适，非若程朱之履绳蹈矩；一是其学专以知觉为主，谓人生有生死，而知觉无生死，故其视天下一切皆幻。敬贤者乐取无生死，不贤者乐其纵肆，故群趋而不能舍。主张人之生，乃由气聚而成形，而气之精英又聚而为心。心之神明不测，变化无方，“要之亦气”。其守程朱之鲜明，斥阳明之深刻，深为清廷所重，很早就有刻本传世，声名日显。著作有《读礼志疑》、《古文尚书考》、《理经会元疏释》、《三鱼堂四书大全》、《四书讲义困勉录》、《续困勉录》、《战国策去毒》、《问学录》、《松阳讲义》、《读朱随笔》、《三鱼堂剩言》、《三鱼堂文集》、《外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