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净慈寺

位于杭州西湖南屏山慧日峰下，周显德元年（954）吴越王钱弘俶为高僧永明禅师而建，原名永明禅院；南宋时改称净慈寺，康熙三十八年（1699）改名为“净慈禅寺”，由玄烨亲书寺额。乾隆十六年（1751）弘历南巡时，又亲书“敕建净慈禅寺”寺额。是杭州西湖历史上四大古刹之一，禅宗五山之一，至今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1983年被国务院列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净慈寺与日本佛教临济、曹洞宗有很深历史渊源。坟塔，日本佛教曹洞开宗祖师道元即受学于该寺宋代高僧如净禅师，为日本临济、曹洞宗广大信徒向往朝礼之地。

杭州净慈寺

净慈寺由道潜禅师开山，延寿大师继主法席。净慈寺近城临湖，踞南山之胜。宋时为其鼎盛时期，人文荟萃，儒释交融，与灵隐寺相埒。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二年（977）赐慧日永明院为“寿宁禅院”，并重加修葺。翌年（978年），吴越王钱弘俶听从延寿禅师遗嘱，“上表入宋，尽献十三州之地”。后人评钱弘俶之举时称：“重民轻土，舍别归总，用师之劝谕也“（《大明一统志》）。由此，朝廷对净慈寺格外青眼相待。天禧二年（1018），宋真宗曾特赐寿宁禅院铜毗卢迦佛像等。从此，诸多达官名流纷纷与佛门弟子结为方外之交。延寿禅师所著《心赋》由吴越王钱弘俶之子钱惟善撰序。延寿弟子法涌在校《宗镜录》时，就由尚书郎中杨杰为序。历代杭郡州官大多与寿宁院僧人往来莫逆，互相唱和，参佛论经，甚至蹉商政事。如雷峰慧才法师逝世后，时为杭州知府的赵抃（赵阅道）在寿宁禅院见其壁间画像，题诗云：“白鹤丛林古梵宫，壁间留像见真风。忆师去岁雷峰别，只似南柯一梦中”。圆照宗本原在苏州住持瑞光寺，经杭州二府陈襄、苏轼相邀，经上疏奏准才来杭住持寿宁院。苏轼治杭时，对佛门好友至为关切，曾抱病探访圆照宗本，并和大通善本长老，楚明宝印（后为该寺十三代住持）、法涌（延寿弟子）、臻谦（即梵臻法师）等“参请最契”，还常在一起商谈竣湖救荒善策。他曾请法涌进京“继扬宗法”。熙宁五年（1072），臻谦由朝廷诏命居寿宁院，苏轼“以师敬事之”，相交甚厚；苏轼元祐时第二次来杭任知州，闻臻谦已逝，不胜伤感。在《东坡志林》中，苏轼对这些僧人都各有评价，对圆照特别推崇，称其为“志行若卓，教法通洽，昼夜行道二十余年，自辨才归寂，道俗皆宗之”。所说之辨才，即上天竺寺住持元净，也是“寿宁禅院”第十八代住持。他和赵抃、苏轼以及诗僧道潜（即参寥子）等均曾反对王安石变法，受过牵连和迫害。当时的寿宁院号称“南山之冠”。宋人陈尧佐赞寿宁院云：“附郭山光峭若悬，倚空楼阁白云颠。孤轩半出青松杪，灏气疑游碧汉边”。

宋徽宗时，净慈寺为宋徽宗占为香火院。北宋末，方腊起义中烧庙，湖寺尽毁，唯寿宁院独存。宋室南渡，建都临安（杭州）。建炎二年（1128年），宋高宗赵构下旨敕改寿宁院为“净慈禅寺”。不久寺毁，宋高宗又亲临察看，然后下诏命湖州佛智寺道容来杭，由其聚集工匠，主持重建殿宇，五年而成。其功业卓著者为依据《涅盘经》塑五百罗汉，置田字殿。

为行孝道，特将净慈禅寺改名为“报恩光孝禅寺”，并将惠照寺并入。绍兴十九年（1149）十月，又改称为“净慈报恩光孝禅寺”（简称净慈寺），诏命道容住持该寺，并赐予经藏。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朝廷起用退谷义云禅师，命其在净慈寺说法并主持寺务，杭城士民都很崇敬，爱国诗人陆游赞他为“才能绝人”。一日，退谷义云率众僧入城，当晚火起，净慈寺尽毁。宋孝宗闻悉后，立即出内帑库金重建净慈寺。重建后的净慈寺“广殿邃庑，崇闳杰阁”，比前更加宏伟，宋孝宗亲临察看并手书“慧日阁”额。嘉泰四年（1204年），净慈寺又毁，住持德辉禅师随火焚化，由郡守奏请赐金重建。时道济（即民间传说中的济公）依德辉为师，并为该寺书访，由他参与募化，再建寺院。，嘉定三年（1210），少林妙崧奉旨住持该寺十二年，他效永明大师，常上山坐禅修持，并曾重新整修，于嘉定十三年（1220年）重建。这次重建后的净慈寺，“寺故宏大，显于湖山”，可谓壮观之极。为此，妙崧于嘉定十四年（1221年）奉召入内廷说法，宋宁宗赐予紫衣并封号“佛行禅师”，下旨为妙崧建“泰宁庄”。嘉定年间，朝廷品第江南诸寺，净慈寺以“闳胜甲于湖山”列为禅宗五山之一。并以“南屏晚钟”称胜湖上。当时该寺中心五层主殿，两旁“配有偏殿，各类阁、堂、轩、楼等三十三座，寺僧达数千人。南宋后期，日僧纷纷入宋求法。日僧无关普门（日本“圣一国师”圆尔辩圆弟子）、寒山义尹、南浦诏明等先后来杭在净慈寺从断桥、义远、虚堂等禅师学法。这些日僧在杭长期修学，均得要旨，学有成就，回国后均成为日本禅宗巨匠。

元初，“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原奉蒙藏密宗（喇嘛教），对佛教禅宗不予过问。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净慈寺火焚后，都由各代住持募化重建。经古田德垕、愚及至慧、方山文宝等禅师悉心筹划，先后修建了蒙堂、两库司、观音殿、大殿、罗汉殿、法堂、最后重建山门，才恢复了旧观。

对于异族统治，净慈寺一批名僧，大多采取消极抵制。元初，晦机元熙，为净慈寺书记，其兄唐元龄原系南宋临江通判，随文天祥起兵抗元而战死。当时，杨链真伽曾邀晦机元熙同去阿育王寺取舍利，他就托辞探母避往江西。元代王室对净慈寺第六十代住持千濑善庆（人称“濑翁”）大加封赏，除授以金襕衣外，并封号“慧光普照文明通辨禅师”。而千濑毫不动容，置之度外。住持本源善达还和住寺名僧及庵法师等相约“誓不历职”，在当时佛门弟子中形成了很大影响。

由于净慈寺是南宋评定的禅宗五山之一，故从元代中期开始，朝廷对该寺一些高僧采取怀柔政策，藉以安抚僧徒。几经邀请，晦机元熙于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重来杭州并请其住持净慈寺，入寺之日，中书省、宣政院大批官员曾俯伏迎请，竭尽尊礼；在晦机上堂说法时，参加的僧众数以千计，其中还有高丽、日本等国的佛徒。此后，朝廷对净慈寺历代高僧都常加封赏，如大辨希陵，因他是宋末净慈寺住持东叟促颖在径山寺说法时，云峰法师曾称他有“诸老遗风”，于是元世祖、元成宗、元仁宗三代皇帝都有封赏，前后封号就有佛鉴、大圜、慧照；原叟行端亦因他是宋末石林行巩门下弟子，除元成宗赐号“慧文”外，元仁宗又赐号“普照师”；高峰原妙、中峰明本等都是当时住净慈寺的名僧，他们先后上西天目山，元仁宗、元英宗、元文宗三代帝王对中峰也都有封赠，并赐号“智觉”，中峰均回避拒受。圆寂后又追谥“普应国师”。其他如悦堂、会堂、孤峰等名僧也都受过朝廷封赏，分别封号为慧通、普济、圆明定慧。而石屋清珙以“清苦自守”闻名，断绝外缘，但元至正年间，朝廷也“降香币以旌”，皇后亲赐金衲衣。尽管元廷如此笼络，此时杭城佛教重心已转移西天目山。当时名闻南宋京师的高僧、人称“净慈三峰”的高峰原妙、中峰明本、孤峰明德都先后离开净慈寺，对朝廷远而避之。

元代统治近百年，净慈寺研习佛学之风逐渐衰微。徐玉冈蒙润著有《四教仪集》为台宗学徒入门之书，千濑善庆遗有《扶宗显正论》外，即使被当时名流称颂学行甚高，“奇采烂然”，曾受元文宗封为三品官阶的笑隐大欣和为元代学者宋濂等尊崇的悦堂颜明等名僧都没有遗世之作。元代后期，佛门风行参禅语录，大多名僧都以问法参佛时论述的言论编辑成语录，如平山有《四会法语录》大辨、石屋、高峰等都有以自己法号命名的《语录》，成为有别于历朝的一代佛门文风。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竭力倡导佛教，整顿佛门，净慈寺等名刹高僧也都开始致力于重振佛门宗风，杭州佛教再次兴盛。洪武四年（1371），明太祖在金陵（明代京城、今南京）钟山天界寺举行“无遮大会”，招揽佛门弟子，两浙名僧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净慈寺愚庵智及名列榜首，但他自称老病，未能参加大会和奏对。于“无遮大会”第二年（1372年），明太祖又于金陵蒋山寺举行“广荐法会”，命各地举荐高僧集会点校藏经，净慈寺由清远怀渭、逆川智顺两代住持参加，逆川还升座说法，明太祖亲临加以慰问。

洪武七年（1374年）朝廷决定举荐“耆硕名僧”住持江南名刹，先后命中竺无旨可授（号休庵）和德隐普仁住持净慈寺，他们都以净土法门为佛事，弘扬延寿、圆照“净土之业”。德隐在奉旨继净慈寺法席入院时讲法，日夜环听者达万人，都表叹服。洪武十一年（1378年）由同庵易简主净慈寺，他募化集资，聚铜二万余斤，葺殿治钟，栽竹植松，不数年寺宇为之一新。史称“两山阒寂之秋，独南屏成此宏伟”。为此，明太祖封其为僧录司左善世师，奉旨清理全国寺僧，征集高僧住金陵善世院。明成祖永乐初期，朝廷篡修《永乐大典》，净慈寺祖芳道联和希古师颐都奉诏参加了修典。永乐四年（1406年）征召祖芳为“释教总裁”，他博通经典，纂集有方。明成祖重其声望，命他到各地名刹征集古代文物彝器归朝，得朝廷封赏；藏典校定后，又赐佛像等物。在修典中，希古师颐也曾居第一座，至永乐十六年（1418年）住持净慈寺；他开堂阐法时，佛徒甚多，时称“灵山再会”，很得人心。明永乐年间，因杭州高僧道衍（即姚广孝）助燕王靖难复国有功，明成祖即位后封其为上柱国，太子少师荣国公，道衍虽居高位，仍不忘禅事，上朝冠带，下朝僧服，佛学著述甚多，并常来杭州各寺参佛，特别与净慈寺止庵德祥，祖芳道联等均为同参佛友，对杭州市佛教发展也很有影响。明正统年间，朝廷认为自设善世院后，在该院阐佛弘法的大多出自净慈寺高僧，于是明英宗于正统十年（1445年）二月十五日下旨，将《大藏金经》（共四龛）赐藏净慈寺。

清初康、乾之治，对杭州寺庙倍加重视，两代帝王南巡，必到寺院遍访。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玄烨曾亲临净慈寺；三十三年（1694年）以御书《金刚经》一卷赐净慈寺；三十八年（1699年）三月，玄烨再次到净慈寺，改“净慈报恩禅寺”为“净慈禅寺”，由康熙手书“净慈寺”寺额和“西峰”两字，并书对联云：“云开树色千花满，竹里泉声百道飞”。康熙还题《南屏晓钟》、《由净慈寺经南屏诸山》等诗。雍正、乾隆间，朝廷对净慈寺屡有封赏，曾赐赠智觉（延寿）禅师法像、画轴、菩萨碑图等。雍正十一年（1733年）四月六日，清世宗胤祯下谕，称赞净慈寺“宋初永明延寿智觉禅师实为出类拔萃”，“可谓曹溪以后善知识中杰出之人”，认为其著作“《心诀》、《心赋》、《宗镜录》、《万善同归集》等书”，“实皆宗教合一之论，与后学参证禅徒大有裨益”，因此“亲加选录，刊刻颁示天下丛林”，并加封加封智觉为“妙圆正修智觉禅师”。由于雍正朝对永明大师的褒扬，至今北京香山碧云寺五百罗汉殿正中仍供奉永明延寿铜像。乾隆十六年（1751年），弘历南巡时曾为净慈寺手书“正法眼藏”、“敕建净慈禅寺”等殿额和门额，此后曾五临该寺吟诗题吟，仍将“南屏晓钟”改为“南屏晚钟”，并拨库银重修寺宇，时人熊学鹏撰《净慈禅寺重修碑记》称，重修后的净慈寺“重轩广墀，崇宏坚固，旁及偏厢，夹道楼阁堂亭，金碧丹绿，无不聿新”。

新中国成立，净慈寺在1955年进行大修，寺庙更显庄严瑰丽。文革中寺庙遭到破坏。1985随着宗教改革的落实，净慈寺逐步得到恢复。现在的寺宇、山门、钟楼、后殿、运木古井和济公殿，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建的。

净寺历代高僧辈出，北宋时，净慈寺名僧接踵，大德辈出，有的成为佛教禅宗一代宗师。宋初有“两寿”(即延寿和洪寿法师)兴教于南屏，其佛学教观盛行于当时；“两寿”之后，又有圆照宗本和大通善本相继住持净慈寺，世称之为“大小本”。他们都曾遍访名山，弘扬禅宗佛法，而且都先后成为北宋京都开封的高僧。宋神宗曾赞圆照宗本为“真福慧僧”、“僧中宝”，要他“方兴禅宗，宜善开导”。

在《东坡志林》中，苏轼对这些僧人都有评价，其中对圆照尤为推崇，称其为“志行若卓，教法通洽，昼夜行道二十余年，自辨才归寂，道俗皆宗之”。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圆照住持该寺，时属岁旱，湖水尽涸，寺西有甘泉，据传泉内有“金色鲤鱼游焉”，于是凿泉为井，寺众千余，饮之不竭，故名“圆照井“。大通善本为汉董仲舒后裔，也被尊为“大通师”。净慈寺历代高僧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当首推永明延寿、济公活佛和如净禅师三位：永明延寿大师（904-975），五代时人，三十岁出家，后参德绍禅师发明心地，为“法眼宗”第三代传人，宋初佛教界“两寿”之一（另一位为洪寿法师）。北宋建隆二年（961），入主净慈禅寺，前后长达十五年，从学僧众一千七百人，著《宗镜录》一百卷，取“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之义，调和各宗分歧，主张禅教一致，高丽国王闻其盛名，遣僧三十六人入华向其求法，清雍正皇帝对其推崇备至，誉为“曹溪后第一人”，称其著述为“震旦宗师著述中第一妙典”，被后世尊为净宗六祖。

济公(1130-1209)，法名道济原名李修元，南宋天台永宁村人。出生世家，少年时受到释道二教的薰染。十八岁父母双亡后，舍弃百万家财而不顾，毅然出家。他先是进国清寺拜法空一本为师，接着又参访祗园寺道清、观音寺道净，最后投奔杭州灵隐寺，拜高僧瞎堂慧远的门下，受具足戒，取名“道济”。十八岁投灵隐寺瞎堂慧远出家。因其言行癫狂，嗜食酒肉，见义勇为，抱打不平，慧远圆寂后为寺僧所不容，遂移住净慈寺。先是替人念经兼作火化工，后来升了书记僧，渐渐显出不凡的道行，给后人留下生动记载的便是他净慈寺的所作所为。他号称“湖隐”、“方圆叟”，破帽破扇破鞋垢衲衣，似丐似氓，非僧非道，活脱脱一幅“游戏人间”形象，因此又被人们称作“颠僧”。实际上他学识渊博，擅诗善文，出语谐谑，往往超诣，是禅宗“杨岐派”第六世得道高僧。济公的大知大觉和充满神奇浪漫色彩的事迹使其逐渐被人们神化为“活佛转世”，民间更流传有许多他的神异故事，被编成小说、戏曲等，广为传颂，以至家喻户晓，深受百姓喜爱。净慈寺内现尚有与济公传说有关之运木神井。传说杭州净慈寺被烧后，济公前往四川一家大乡绅募化建寺用的木头。乡绅就在山上砍伐了100课大树借给济公，木头顺着长江水放到东海，再漂进钱塘江。在流到钱塘江的时候，遇到关卡拦住木筏要抽税，故意刁难济公，关卡说“和尚，木头只会浮不能沉，你若有本事叫木头沉到水底去，我就不抽你的税！”济公使木头入水后，让那关卡随着木头一并沉入了水中。净慈寺的和尚到第三天等到济公回来，急问木头在哪，济公拉着老方丈跑到净慈寺醒心井旁边，只见一根根木头从水中冒上来，“醒心井”因为曾经运过木头，后来人们便叫它为“运木古井”。

2007年2月7日, 由桐庐陈霞芬潘禹祥夫妇捐助的汉白玉济公像在净慈寺运木古井处落成。这尊汉白玉高1.5米，重3吨。潘禹祥本人就是著名雕塑艺术家，其雕塑的济公像颇有神采。

净慈寺内运木神井

2007年2月7日，净慈寺汉白玉济公像在运木古井处落成开光

如净禅师（1163-1228），南宋人，曹洞宗第十三代祖，两度来杭住净慈寺。圆寂后亦葬于净慈，至今墓塔犹存。如净原在雪窦寺出家，从智鉴学法，为杭州高僧歇清了再传弟子，他浪迹江湖二十余年，于南宋嘉定三年（1210年）受法，住持建康清凉寺，后迁台州瑞岩净土寺、杭州净慈寺，又转定海瑞岩寺，再住净慈寺，于宝庆元年（1225年）住天童寺。如净参学临济，得法于曹洞，成为一代宗匠。如净禅师注重禅定实践，强调只管打坐。时人评为“近世尊宿，绝无仅有者。”嘉定十六年，日僧道元入宋求法，与如净一见相契，尽得所传，归国后创立日本曹洞宗，奉如净为始祖，净慈寺被如净墓塔被日僧奉为祖塔。

净慈寺不仅历史悠久、高僧辈出，而且风景绝佳。净慈寺位于杭州的西湖南岸，寺之主山为南屏山。“南屏山发自天目，千里蜿蜒而东，苏轼称之为龙飞凤舞，萃于临安”。南屏山峰峦耸秀，怪石玲珑，峻壁横披，宛如屏障。凌空而中峙者为慧日峰，峰下古寺，即净慈禅寺。《净慈寺志》描绘该寺是“凭山为基，雷峰隐其寺，南屏拥其后，据全湖之胜。”净慈寺亦如寺名所言，体现了一个“净”字，它有别于同处于西湖边的“灵隐寺”，净寺以宁静而著称。周围有“南屏钟声”和“雷峰夕照”等著名风景。南宋时，这里是十里荷花，接天莲叶，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杨万里有诗形容夏日早晨的净慈寺是：“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晓出净慈寺寻林子方》）南屏山钟灵毓秀，净慈寺香烟氤氲，为历代文人向往之处。不少士大夫为避世出尘，常来该寺谈禅吟咏，成为古代杭城文风。还有不少人来此筑室隐居，读书撰文。如元代的莫维贤在寺旁建“南屏别墅”；明代的孙一元筑室“高士坞”；柴绍炳“南屏书屋”；黄汝亨在雷峰塔旁建“寓林”；著名文学家袁宏道曾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长期寓居净慈寺；清时，南屏常有诗社雅集，也有诗僧参加，此为南屏古文化之一大特色。

明清时，杭州曾以净慈寺为主，形成南山香火。每年正月六日为“定光（即燃灯佛）诞辰”，杭城男女倾城出游，成为旧时风俗，俗称“赛爆竹”，游人取道净慈寺至法相寺进香，“沿途张筵，笙歌杂奏”，多以爆竹相互斗放。每遇除夕，则官府设筵寺中燃放焰火，全城男女来观者摩肩接踵，不下数万人，昭庆、灵隐、三竺都如此，而净慈寺尤甚。

净慈寺旧貌

南屏晚钟

明洪武十一年（1378），住持夷简修葺寺宇重建钟楼时，以旧钟较小，曾积铜二万余斤重铸大钟，“高悬扬声，响彻湖上”。钟声传播到十多里外。每日傍晚，夕阳西下，暝色苍茫，钟声在碧空中回荡，响彻云霄。又由于南屏山空穴怪石较多，钟声经石穴回荡互激，复由南屏山石穴回荡互激，经湖面远扬于十里之外。因此“南屏晚钟”久享盛名，成为“西湖十景”之一。南宋祝穆《方舆胜览》载：宋时画家绘西湖湖山四时景色，最奇者有十，（即后人称“西湖十景”），其中即有“南屏晚钟”。晚明著名小品文作家张岱有诗：“夜气滃南屏，轻风薄如纸；钟声出上方，夜渡空江水”，把净慈寺钟声的美妙写得出神入化；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清高宗弘历南巡，于净寺山门外建一碑亭，刻“南屏晚钟”四字于内。可惜在清朝末年，铜钟在战乱中消失，直到1984年10月，净慈寺在日本佛教界的相助下，重铸铜钟。1986年11月21日举行大梵钟落成法会。这口铜钟悬挂在净慈寺重建的二层三檐的钟楼内，高3.6米，直径2.3米，重一万公斤。造型古朴，外面铸有《大乘妙法莲华经》，6.8万余字，铸造精致，每敲一下，余音达2分钟之久，余音袅袅，十分浑重动听。

南屏晚钟

净慈寺新铸大钟，上有《大乘妙法莲华经》，6.8万余字

雷峰夕照    

净慈寺前有雷峰古塔，建于南屏支脉夕照山雷峰塔，原名皇妃塔，又名西关砖塔，古人更多地称之为“黄妃塔”。它是由吴越国王钱俶为祈求国泰民安而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在西湖南岸夕照山上建造的佛塔。因为此塔建于西湖南岸夕照山的中峰之上。据《淳祐临安志》称：因古时有雷姓居此，故称雷峰。也有人考证，中峰又称回峰，回峰之回字旧作雷，后人以形致误，错作雷峰。毛希龄《西河诗话》说：“南屏山前回峰，以山势回抱得名。……宋有道士徐立之筑室塔旁，世称回峰先生。此明可验者。”民间以地名指称，称此为雷峰塔，反而少有知道黄妃塔的。

雷峰是夕照山的中峰，北宋诗人林和靖有《中峰诗》云：“中峰一径分，盘折上幽云，夕照前村见，秋涛隔岭闻”，可见当时已是悠游赏景的好去处。每当夕阳西坠，塔影横空，自成一景。故宋代诗人林逋有“夕照前村见”之句，康熙玄烨、乾隆弘历均题名“雷峰西照”，后人仍复原名为“雷峰夕照”。由此，“南屏晚钟”，“雷峰夕照”，成为净慈寺两大胜景，又为名刹增辉。“南山净慈，北山灵隐”，为东南两大名刹，古人称：“两峰胜概山僧得，好为南屏一写图”。历代题咏作画的难以计数。雍正年间的《西湖志》这样赞美雷峰夕照一景：“孤塔岿然独存，砖皆赤色，藤萝牵引，苍翠可爱，日光西照，亭台金碧，与山光倒映，如金镜初开，火珠将附。虽赤城枉霞不是过也。”

雷峰塔比起其他的古塔来，厄运更多：北宋宣和二年（1120），雷峰塔遭到战乱的严重损坏；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重修，建筑和陈设重现金碧辉煌，特别是黄昏时与落日相映生辉的景致，被命名为“雷峰夕照”，列入西湖十景（李嵩《西湖图》）；南宋以后，“雷峰夕照”一直是西湖游赏最受青睐的名胜之一。在元朝的时候，它还是“千尺浮图兀倚空”的雄壮姿态。到明朝时遭到了大破坏。嘉靖年间（1522－1566），入侵东南沿海的倭寇围困杭州城，纵火焚烧雷峰塔，灾后古塔仅剩砖砌塔身，通体赤红，一派苍凉、凝重风貌，所谓“雷峰残塔紫烟中，潦倒斜曛似醉翁”。明末杭州名士闻启祥曾将其与湖对岸的保俶塔合在一起加以评说：“湖上两浮屠，雷峰如老衲，保俶如美人”。

清朝前期，雷峰塔以裸露砖砌塔身所呈现的残缺美，以及与《白蛇传》传说的密切关系，成为西湖十景中为人津津乐道的名胜，连康熙、乾隆二帝也多次前来游览和品题，“雷峰夕照”名播遐迩。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民间盛传雷峰塔砖具有“辟邪”、“宜男”、“利蚕”的特异功能，因而屡屡遭到盗挖。1924年9月25日，年久失修的雷峰塔砖塔身终于轰然坍塌，人们清理残基时，在砖孔内发现经卷开头写着“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王钱弘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奉，乙亥八月。”查乙亥年是钱弘俶吴越八年、北宋开宝八年（975年），也就是吴越国的最后一年，证明了这塔修成的年代。但“雷峰夕照”部胜景却从此名存实亡。

1999年底，浙江省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发掘雷峰塔地宫，发现地宫存放着珍藏有佛螺髻发舍利的纯银阿育王塔和龙莲座释迦牟尼佛坐像等数十。塔身上部的一些塔砖内，还秘藏雕版印刷的佛教《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经卷。建造雷峰塔遗址保护设施，并对遗址保护设施的内在功能和外观形象加以延伸、拓展，按雷峰塔原有的形制、体量和风貌建造雷峰新塔。雷峰塔重建工程于2000年12月26日奠基后进展顺利。2002年10月25日，雷峰新塔如期落成。

雷峰夕照

1924年未倒塌之前的雷峰塔

莲花洞 

净慈寺后山坡上，无顶片片石芽从坡地升起，如巨型石莲，故称莲花洞。明代文学家袁宏道称：“洞石玲珑若生，巧逾雕镂……皆石骨土肤，中空四达”。又据《净慈寺志》载：开山祖永明延寿每晚在此坐禅称念“阿弥陀净慈寺佛”，以至“天花如雨”，故名莲花洞，又名雨花台。明代司礼太监孙隆曾在崖上镌刻“花雨缤纷”题字，惜已漫漶难见。洞前旧有“居然亭”，取意于明代绍兴太守洪玉方诗句：“一日茅栋成，居然我泉白”。此处历来是文人墨客观景吟诵的胜地。清时古亭废圮成为竹园。莲花洞上有奇岩隆起，摩崖上镌刻有“少林”两字，故称少林岩。相传南宋高僧少林妙崧禅师于嘉定年间住持净慈寺时常在此坐禅入定。莲花洞右有石佛洞，平地两石屹立形如佛龛，内镌有石佛三尊。左壁有明代浙江总督胡宗宪题刻“寰中天室”四字，右壁亦有摩崖题刻，为元代至正四年（1344年）所镌，字迹已模糊难辨。石佛洞东南有两石相对称“欢喜岩”。古时曾镌有三佛，现已不存。此处石景，袁宏道称之为“净慈之绝胜处”。

65、宁波七塔寺

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为浙东历史悠久的佛教名刹,为浙东佛教四大丛林（即天童寺、阿育王寺、七塔寺、延庆观宗寺）之一。1983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首批重点开放寺院。现为市佛教协会所在地。

七塔禅寺初建于唐大中十二年（858），距今已有1140余年历史。当时有江西分宁县令任景将其住宅舍为寺院，并迎请天童寺住持心镜禅师住持寺务,是为开山始祖，寺初名“东津禅院”。心镜禅师任七塔寺第一任住持后，致力于修整寺院，树立禅风，史载唐咸通二年（861），有兵昼入寺，心镜禅师冥心坐禅，神色不动；众兵皆惊，叩礼而退，郡绅为表彰师德，奏请朝廷将寺名改为“棲心寺”。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赐名为“崇寿寺”。此时，寺院已成四明地区的著名道场之一，与同处市区的天台宗山家派延庆寺相并立，并为山家派提供了不少优秀人才，如广智法孙明智中立、神照法孙觉云智连、以持律闻名的戒度法师等。政和八年（1118），宋徽宗因受道士林灵素之惑，崇迷道教，下旨将佛教寺院改为道观，崇寿寺随之改为神霄玉清万寿宫。徽宗宣和二年（1120），仍还原为栖心崇寿寺。

明洪武二十年（1387），信国公汤和为抗御倭寇侵扰，实行坚壁清野政策，将海岛居民迁徙内地，焚毁普陀山宝陀寺（即普济寺前身）殿舍300余间，迎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圣像于宁波府崇寿寺内供奉，寺院住持惟摩禅师舍地以建宝陀寺；寺东三分之一面积，复建栖心寺。同年，太祖诏改寺额为“补陀寺”，从此遂成观音菩萨道场，人称“小普陀”。七塔寺与普陀山历史渊源非浅，即因此故。一般寺院供奉观音时，或设观音殿，或在大殿背后修海岛，大殿正面供奉释迦牟尼像，唯独该寺大殿正面供奉千手观音像，可谓七塔寺独具特色。同时表明七塔寺与普陀的历史渊源。

明末清初，天童密云圆悟法孙、浮石通贤法子拳石沃禅师及其弟子自天育先后住持寺院，弘扬圆悟一派所传的临济宗禅法。顺治年间（1644－1661），七塔寺建成方丈殿。康熙二十一年（1682），修建大悲殿，超育建云来庵塔院。因寺前建有7座佛塔，故俗称“七塔寺”。咸丰十一年（1861），寺经太平天国兵火，遂成废墟。同治十年（1871），宁波江东周文学母子发心重修佛殿，早磬晚鱼，募化不倦，最终建成大佛殿及山门等。光绪十六年（1890），慈运法师任住持，对全寺进行大规模重建或扩建，改造天王殿、大雄宝殿；新建法堂、藏经楼；梵宇一新，衲僧云集。1895年，慈运法师专程赴京请颁藏经，光绪皇帝赐寺额为“七塔报恩寺”。

新中国成立后，十年动乱之际，七塔寺遭到严重破坏，七塔道场名存实亡。改革开放后，成立七塔寺修复小组，由宁波市佛协会长月西老和尚任组长，经过10余年苦心经营，终于将寺院殿堂一一修复，成为市区内唯一一所大型寺院。

宁波闹市中的七塔禅寺

七塔寺历代高僧辈出，开山祖心镜禅师藏奂为洪州宗创始人马祖道一嫡传法子、五泄山灵默大师的弟子，故东津禅院属于禅门洪州宗一脉。藏奂深通禅宗心法在甬城大开法筵，广设禅席，接引十方英灵衲子奋志冲关，直参本来面目。《宋高僧传》称其”凡一动止，禅者必集，环堂拥榻，堵立云会。（藏）奂学识泉涌，指鉴歧分。诘难排纵之众，攻坚索隐之士，皆立褰苦雾，坐泮坚冰；一言入神，永破沉惑”。唐懿宗咸通元年（860），浙东裘甫率兵起事，攻城掠地，四明亦遭荼毒。一日裘甫率领二千多乱兵闯入寺院，欲行抢掠。寺众惊骇逃散，唯心镜禅师临危泰然，在殿中瞑目禅定，神色不变。众兵惊异慑服，作礼而退，寺院得以保全。第二年，郡守以此事奏闻朝廷，盛称师德，懿宗诏改“东津禅院”为“栖心寺”，宰相裴休为此捐帛书匾。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三月，日本国派遣使节致书四明郡庭问佛法大意，郡庭太守召集众僧研读使函，无人敢出来应命。栖心寺高僧维那忻然而出，逐条进行了分析解答，同时指出了日本来书的7处错误，使日本来使惭惧而退。栖心寺维那为国争光，为佛教争光，太守尊称其为“天下维那”。明成祖时，在《永乐大典》编修中任释教总裁的高僧道联禅师亦曾住持于此。光绪十六年（1890），天童寺退居方丈慈运长老因请主持七塔寺，住寺期间，广集净资，大兴土木，重修了大雄宝殿，重建了天王殿、三圣殿、中兴祖堂、藏经楼、法堂、禅堂、念佛堂、云水堂、大钟楼、门前七佛塔等，塑千手观音圣像，梵宇一新，衲僧云集。光绪二十一年（1895），慈运长老晋京请颁《龙藏》一套，并蒙光绪皇帝敕赐寺额为“报恩寺”，因此全称“七塔报恩禅寺”。

为临济宗第39世传人,他大弘临济禅法，传法嗣48人，皆一时之法门龙象，其中以圆瑛、道阶、溥常等最为著名，四明地区（宁波）大小寺院主僧，多为其门徒法子。七塔禅风因此广传海内外，分布在湘、滇、蜀、陕、闽、浙、苏、赣、皖、豫、台等地区，乃至南洋、印度、日本、韩国等地，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七塔寺法派”，七塔禅寺因此成为中国近代临济宗中兴祖庭之一。后人缅怀慈运之功德，建“慈荫堂”以纪念之，尊其为七塔禅寺中兴之祖。民国时期，觉圆和尚担任住持时，礼请华严学大师溥常长老在寺内创办了七塔报恩佛学院。佛学院创办10年（1928－1938），培育学僧288人，多为佛门俊才，弘化十方。溥常长老住持寺院时，主持编纂了《七塔寺志》，编修了《七塔报恩寺宗谱》，编辑了《七塔报恩佛学院院刊》。圆瑛大师任住持时，在鄞县五乡同岙庾山岭辟建了塔院道场，为七塔寺年老僧众修行之所；设立普同塔，供奉七塔寺圆寂僧人灵骨，在佛教界享有盛名。现任监院可祥法师，25岁，福建人，毕业于南京棲霞山佛学院。

七塔寺的殿宇建筑，基本保持明、清时代建筑风格古色古香，为典型的禅宗伽蓝七堂建制，主要建筑有：七佛塔、山门牌楼、天王殿、圆通宝殿、三圣殿、法堂暨藏经楼、玉佛阁、祖堂、钟楼、鼓楼等。山门、天王殿、圆通宝殿、三圣殿、藏经楼（下为法堂）由南向北，先后贯穿在一条中轴线上。东侧厢房，由外及内，依次为钟楼、香烛（法物）供应处、五观堂、诸经坛、自动化办公室、报恩讲堂等，厢房北面为玉佛阁（慈荫堂），东面为库房、综合楼、招待所等。西侧厢房，依次为鼓楼、客堂、净土坛、电脑监控室、栖心一览（文物陈列室）等。

圆通宝殿

乃七塔寺之正殿，为七塔寺整个建筑中心。殿前庭院宽敞，中置一高大香炉宝鼎，正面镌“七塔禅寺”正书，背面刻“万年香火”篆文。七开间建筑。四周山墙之外，围以玉石栏杆，黄墙白栏，相映成趣。殿顶覆青灰色筒瓦，歇山顶，重檐斗拱，气势峥嵘。殿内正中，供奉香樟木雕刻、贴金之千手观音坐像四十八臂一尊，高丈六，重千斤，外部装金，结跏趺坐在莲花座上，妙相庄严，为镇寺之宝；龛背供杨枝观音像，妙相庄严。大雄宝殿墙壁上嵌有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所刻五百罗汉像，雕刻工巧，神态各异，为国内稀有壁上雕刻罗汉像。殿后两侧，左塑文殊，跨青狮；右塑普贤，跨白象。圆通宝殿外东侧，有钟楼一楹，重檐翘角，古意盎然。有大铜钟一口悬其上，铸于南宋绍兴四年，双首龙钮，呈竹筒形，重八千斤。底层供地藏菩坐像一躯。与钟楼遥相对应之西侧，为新建之鼓楼，其造型与钟楼相似。上置大鼓一面，直径约2米左右。圆通宝殿外墙，嵌有石柱，上刻楹联，皆清代显官鸿儒墨迹，文革之时，幸免厄难，弥足珍贵。殿东西两边，为小石子铺成的甬道，中植6棵银杏，树种珍稀，其中四棵于一九九九年被市政府确立为二级古树名木。

圆通宝殿东侧悬有宋代大铜钟的钟楼

三圣殿

在圆通宝殿之后。殿前过道，有青石栏杆遮护，阶下空地开阔。三圣殿宽、七开间，极为宽敞。寺中拜忏、诵经等佛事，多于此殿举行之。殿供西方三圣装金立像，雄伟而庄严。龛背供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妆金立像。殿后两侧，分塑伽蓝菩萨、祖师菩萨坐像。殿之两侧，悬《九品莲台图》，宣纸设色，工笔精绘，装于玻璃镜框之内，画面人物，线条流畅，神采飞动。

藏经楼

贮清乾隆时颁行之《龙藏》一部，分贮于两侧十口大经橱之中，橱门刻《千字文》标目。此外，尚有竹纸方册线装日本卍字正续藏经一部；民国时影印《宋碛砂藏》一部，宣纸横册线装；铅字排印、硬封面日本《大正藏》一部；楼中并珍藏梵文贝叶经一束。

心镜禅师舍利塔  

人称唐塔。塔基上刻有“唐敕赐心镜禅师真身舍利塔”12个大字上为四层石刻莲花座塔身。此塔是咸通十四年（873年）所立，清光绪年间慈运重修。

心镜禅师舍利塔

66、鄞县天童寺

位于宁波市东25公里鄞县东乡太白山麓（现属于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天童村境内），是宁波东部地区最著名的两大古代寺庙之一（另一座为阿育王寺）。禅宗五大名刹之一，号称“东南佛国”。1983年为国务院确定的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关于此寺的得名有一传说：西晋僧人僧人义兴云游至南山之东谷，见此地山明水秀，遂结茅修持。有一童子日奉薪水，临辞时自称是“太白金星”化身，受玉帝派遣前来护持。自此山名“太白”，寺曰“天童”。

天童寺创建于西晋永康元年（300），距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唐开元二十年（732年），法璇禅师建太白精舍，后人称之为“古天童”。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宗弼禅师将寺迁到太白峰下；乾元二年（759），肃宗赐名为“天童玲珑寺”；唐咸通十年（869），唐懿宗敕赐“天寿寺”。宋代以后，我国禅宗著名高僧长翁如净等人相继住持此寺，为禅宗丛林的重心：景德四年（1007），宋真宗敕赐“天童景德禅寺”额；熙宁年间，寺僧惟白多次与神宗皇帝研讨佛理；宋徽宗御书“天童景德寺”，敕赐惟白“佛国禅师”称号，并为惟白《续景德传灯录》作序；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曹洞宗著名禅师正觉（1091—1157）任天童寺住持30年，弘传曹洞宗教义，倡导“默照禅”。绍兴四年（1134），虚庵禅师来寺住持，扩建千佛阁，寺内修建容纳千人僧堂。中建卢舍那阁，称“千佛阁”，高3层12丈，成为东南第一大殿。寺内常住僧人上千，被称为中兴时期；淳熙五年，孝宗赐“太白名山”四字。淳熙十六年（1189），日本僧人千光荣西来天童寺习禅，承临济法脉，回国后创立日本临济宗。并从日本募大批百围巨木，助建“千佛阁”；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太师右丞相史弥远奏请定“禅院五山十刹”，天童禅寺定为五山之第三山，与镇江金山寺、常州天宁寺、扬州高雯寺并称禅宗四大丛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曹洞宗第二十三代祖如净禅师（1163——1128年）住持天童，他在修持上偏重打坐，认为参禅是身心脱落，只要打坐离五欲。除五欲，便是和佛祖相见。时日本僧人道元漂洋过海，从如净禅师学曹洞宗，得法后回国创立了日本曹洞宗。日本一代绘画巨匠雪舟和尚也曾在天童寺习禅，还任过天童寺首座。以后代有日僧来此学禅。今日本曹宗洞有信徒八百万、寺院一万五千座，该宗每年组团来朝拜祖庭。1980年11月，天童寺云水堂后院内落成《日本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碑正面为赵朴初会长题额及赞颂，碑背面是日本曹洞宗管长、永平寺贯首秦慧玉撰文。日本佛教临济宗及曹洞宗均以天童为祖庭。

元大德三年（1301），成宗帝赐千佛阁为朝元宝阁；元惠宗至正十九年（1359），元良禅师重建朝元宝阁，铸万铜佛供于阁中，阁旁增置二楼；至正二十年（1360），惠宗敕赐元良禅师“善觉普光祥师”号。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6）册封天下名寺，赐天童山景德禅寺为“天童禅寺”，列为天下禅宗五山之第二山。神宗万历十五年（1587）七月二十一日，鄞县发生特大水灾，风雨骤作，山洪暴发，天童禅寺殿宇尽圮，础砾无存。是年岁冬，住持因怀在废墟上重建殿堂。明毅宗崇祯四年（1631），密云禅师住持天童，鼎力重兴，于崇祯八年陆续修建佛殿、天王殿、法堂、先觉堂、藏经阁、方丈殿、云水堂、、延寿堂、西禅堂、东西两客堂、东禅堂、新新堂、迥光阁、返照楼等建筑，并重浚万工池，修造七宝塔，奠定了今日寺院的规模和格局。时为寺院的鼎盛时期，现存的铸于崇祯十四年（1641）的千僧锅，直径2..36米，深1.07米，重4000公斤，可见当日盛况。

清顺治十六年（1659），清世祖帝召寺僧道进就敕谕，并赐三衣、黄衣、缘云缎袍各一袭。次年赐帑金千两命重修佛殿，敕封道“弘觉禅师”号，并赐“弘觉禅师之印”银印一颗御书僧诗一首，曰：“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认得性，无喜亦无忱。”康熙四十四年（1709），敕赐天童寺御书金字心经宝塔一幅，五月又赐金字心经一卷、僧诗一幅、白绫四条；雍正十二年（公元1733年），世宗帝赐御书“慈云密布”匾额及柱联、赞释迦、观音偈各一。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敬安禅师（1851－1912年）任住持，将十方丛林住持继承制度改为十方选贤制度，这是佛教丛林制度一大进步。敬安，字敬禅，湖南湘潭人。他在阿育王寺礼佛舍利，燃二指供奉，自号为“八指头陀”。创办僧众小学和民众小学，成为我国佛教办学之始。1912年被选为“中华佛教总会”第一任会长。生平以诗交友，有“我虽学佛未忘世”、“国仇未报老僧羞”等诗一千九百多首，被称为“爱国诗僧”。现代著名僧人圆瑛大师于1930年任天童住持，他在升座时宣布了“十一不”，并着手整肃寺规，树立道风，修葺殿堂，建树颇多。中华民国十九年至二十五年（1930-1936），中国佛教界领袖圆瑛大师住持天童6年，使古刹更为壮严，他主持铸成的大铜钟高2.76米，下口径1.86米，钟面铸有81卷《华严经》，重达1.5万斤，现挂钟楼上；1966年文化大革命“扫四旧”中，佛像被毁，僧人逐出，寺院移作它用。1979年经国务院批准并拨款进行修复。兼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天童寺现任方丈明旸法师，幼年在天童寺剃度、受戒，是圆瑛大师入门弟子，临济宗第四十一世法嗣。

今日天童寺全寺占地面积7.64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达3.88万余平方米。天童寺现存规模，基本上保持明朝格局。寺宇布局严谨，结构精致，主次分明，疏密得体。有殿、堂、楼、阁、轩、寮、居30余个计999间。天童寺寺院殿堂顺着山势，由低渐高，从寺前的六塔到天王殿到佛殿到法堂再到罗汉堂，整个建筑梯级布局，错落有致。中轴线由南向北依次为外万工池、七塔苑、内万工池、照壁、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先觉堂、罗汉堂，均重檐歇山顶，筒瓦骑缝，并饰以鸱尾脊兽。天王殿、钟楼、东禅堂等由圆瑛大师主持重建，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落成，近几年重修。天王殿高19.6米，宽31.77米，深23.64米，四天王总高7.77米，特高特大，为江南诸刹所不及。殿正中供奉欢天喜地弥勒佛。佛龛门柱有明旸法师书写对联：“深具慈忍力，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诸事；广结欢喜缘，满腮含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现存佛殿为明崇祯八年（1635年）建，系寺内最古建筑，殿高21.5米，宽39米，深29.25米，殿内三世佛坐像3尊，总高13.5米，其中佛身高6.38米。迦叶、阿难侍立释迦佛左右，两翼为高约2米的十八罗汉坐像。三世佛后为海岛观音。法堂改建于1931年，上层为藏经楼，堂西为罗汉堂，内层高1.5米的十八罗汉石刻像碑，刀工精细，形象生动，传说在水灾时，这18罗汉拯救了此寺。

天童寺内最古建筑明崇祯八年建的佛殿

从天王殿到法堂，两侧有庑廊与配殿相连。中轴线西有佛祖殿、选佛场、禅场，后有东、桂堂，又西为大鉴堂。中轴线东有钟楼、御书楼、御碑亭等。登上台阶，从上面望去枣色的屋瓦像波浪一般伸展开来，煞是出色。有诗赞其规模云： “山外青山翠满峰，丛林禅宗九州同。楼堂仟阁难相数，广厦千座是天童。”

寺内文物有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59）周葵撰文、状元张孝祥书写的《宠智禅师妙光塔铭》碑石；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铸造的，直径2.36米，深1.07米，重2吨的千僧铜锅；著有81卷的《华严经》，重6.5吨的铜钟；清顺治赐鎏金药师铜像，清顺治帝书“敬佛”碑、康熙帝黑书“名香清梵”匾、雍正帝书“慈云密布”匾等宋、元、明、清碑刻30余方。

天童寺风景极为秀丽，四面群山环抱，重嶂叠翠，古松参天。寺院坐落在层峦叠嶂的太白山下，“群峰抱一寺，一寺镇群峰”，东、西、北三方有六峰簇拥。背枕巍巍主峰太白峰；左依东峰、中峰、乳峰；右靠钵盂峰，圆秀突起，状如覆钵，聿旗峰，陡惊峻险，似旌展扬。唯独南面天阔山远，一条郁郁葱葱万松大道恭迎宾客朝山进香。有“深径回松”、“凤岗修竹”、“双池印景”、“西涧分钟”、“平台铺月”、“玲珑天凿”、“太白生云”等十大胜景。宋王安石在鄞县任县令时；曾留下描绘天童的名句：“山山桑枯绿浮空，春日莺啼谷口风。二十里松行欲尽，青山捧出梵王宫。”

群山环抱中的天童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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