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

一、青铜雕塑

我国青铜雕塑源远流长。其起源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马家窑文化时期。甘肃东乡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单范铸造的青铜刀，是目前公认的最早青铜制品。早期青铜制品绝大多数是小件实用工具，极少装饰。青海贵南尕马台距今四千多年的齐家文化墓葬出土的铜镜，表面有简单线条组成的三角纹和七角星图案，当属于早期青铜器装饰花纹风格，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审美意识。

如果说彩陶是新石器时代雕塑工艺的代表，那么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雕塑作品主要是具有雕塑性质的青铜礼器，以人和动物或神异动物形象铸为器形。在当时的贵族生活中，这类器物具有重要的政治、宗教、礼仪的意义，而不同时代又各具不同的时代特征。

夏代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器已从简单的制造工具、兵器，发展成为比较复杂的空间容器的青铜爵和铃。爵是目前仅见的青铜礼器，但传世青铜器中有一种与二里头文化时期相近的铜盉和带流角形器，据此推测当时的礼器并不止爵一种。青铜爵模仿陶爵的形状塑造，所饰的弦纹和凸起的乳钉，当是青铜初期的花纹模式。还有一件是在圆形铜片上，四边用61块长方形绿松石镶嵌，中间用绿松石块嵌出两圈十字形图案，每圈13块，是目前出土的我国最早的“铜镶玉”工艺代表作品。

商、西周、东周（春秋、战国）时期1500年中，是中国青铜器发展最光辉的时代，被称为“青铜时代”。当时的青铜制造业全部为王室、贵族所占有，作为权力的象征。他们用青铜作鼎以盛肉，作簋（guǐ）或敦以盛黍、稷、稻、梁，作盘、匜（yí）以盛水，作爵、尊以盛酒，作戈、剑已作兵器。相传禹作九鼎，代表九州，以后成为传国之重器，国家政权的象征。以至“问鼎之轻重”就成为反叛的代名词。今日见诸文字著录的商周青铜器，其中作为礼器的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就有两万件以上。其中鼎的数量最多，簋其次，爵再次。至于军队使用的戈、剑数量自然更多。

商周青铜器的分期是以器物形制、组合、花纹、铭文和铸造方法的演变为标志，基本上分为商代前期（二里岗时期）、商代后期（殷墟时期）、西周、春秋、战国五大时期。

商代前期（二里岗时期）与夏朝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器相比较，不论是设计造型、花纹刻镂，或是制造技术都有明显的发展，礼器的种类也大大增多，除爵以外，鼎、鬲（lì）、斝（jiǎ）、盉（ hé ）、觚（gū）都较常见，还有甗（yǎn）罍、瓿（bù）、壶、盘、卣（yǒu）、尊等。生产工具、兵器除二里头文化原有的外，还出现臿（chā）、斧、锛、䦆（jué）凿、戈、矛、钺等。几乎商代晚期常见的器类，这时都已齐全。青铜器上的花纹结构粗犷，多平雕，浮雕少见。高浮雕的牺首装饰已经出现。饕餮纹（兽面纹）是常见的主体花纹，其它有夔纹、龙纹、虎纹等。此时的青铜器多无铭文，习见族徽。传世品中曾有一个铸有“亘”字和“父甲”的铭文，为我国青铜器中已知的最早的铭文。1974年郑州杜岭出土的两件大鼎，一件高1米，另一件高0.78米，是二里岗文化时期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形制庄重，花纹质朴，无凸出的雕刻，也无地纹，代表当时的铸造技艺和作风。

商代晚期（殷墟期）是我国青铜器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其数量和质量都得到空前的发展。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发掘的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既多又精，可作为这一时代的代表。其中随葬铜器共460件，包括、园鼎、方鼎、偶方彝、三联甗、簋、尊、方罍、壶、瓿、缶、觥、斝、盉、爵、觚、盘等，不少皆是前所未见的重器。这个时段的青铜器制作精良，一般胎壁都较厚实，给人凝重、庄严的感受。如司母戊大方鼎，形体恢宏，是至今发现的最大青铜器，堪称此时代表之作。在这个时段的青铜器中，还有一类象生作品，形状奇特，如兕觥、象尊、羊尊、犀尊、虎尊、猪尊、鸳鸯尊、凤尊、牛尊、鸮尊等。构思精巧，造型逼真，制作工艺极其精湛。制作这类象生铜器，这并未只是美的追求，更是一种对神灵的崇拜，富于神秘、威慑的色彩。

商代晚期青铜器的纹饰图案丰富多彩，作风繁缛，显示出鼎盛阶段的华美富丽、雍容堂皇。纹饰大致有三类：一种是几何纹样，以点、线、圆形、方形、三角形为基本构成要数。包括弦纹、云雷纹、涡纹等。第二种是象生动物纹。这类纹饰有浓厚生活气息，尽管有时高度高度概括、抽象、简化、变形，但仍可以辨认出原来的形态，如牛羊象虎马鸟鸮蛇蚕蝉等。也有一些神话中的动物的纹饰，如饕餮纹、夔纹、龙纹等，显然与商代人崇鬼神的迷信意识有关。花纹的装饰手法，不但流行通体满花，而且已经出现重叠加花的三层花，即地纹、主纹，再在主纹上加饰花纹。图案组织多用首尾相接连续展示，富有一种规律性的节奏美；有的左右对称成双成对，即以铜器的棱角为中轴，两侧纹样对称相同，起到稳定性的效果。同时又广泛使用浮雕装饰，而且浮雕的纹样与器形的立体造型之间适合协调，使整个铜器有血有肉，耐人观赏。

商代晚期铜器铭文还较为简单，一般只记载作器者名、氏族和祭祀对象等，叙事性记录极少。据统计，有较长叙事铭文的器物不过二、三十件。都属于商代末帝帝乙、帝辛时代的作品。书体属于“画中肥而首尾出锋”的波磔体。氏族铭文尚未脱离图形文字的形态。

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出土地点非常广泛，并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晋北、陕北多马首、鹿首的“削”，蛇首附环的“匕”；湖南多大型铸造精细的容器和铙，宁乡的四尊羊为典型代表。四川广汉南兴镇出土青铜人物立像和数十具青铜人头像、人面像。为古代巴蜀文化的遗存，距今约5000年前，相当于中原的殷墟文化早期。其中古蜀国青铜器“三星堆纵目人面具”， 1980年起在三星堆一带出土。青铜人头像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形象夸张，极富地方特色。青铜器上没有文字，在考古学上，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

西周青铜器的数量，比商代有了明显的增长，分布范围也大大超过了商代。商代集中于黄河中下游腹地。到了西周，除周王朝统治中心的丰、镐、成周地区外，各大小封国乃至一些边缘地区，都有自己的青铜铸造作坊，制造成不同地域风格的青铜器。在周人统治的中心地区陕西周原扶风、岐山和宝鸡一带，经常有数量惊人的窖藏或随葬铜器群出土。如光绪十六年（1890）岐山任村一次出土大克鼎等120余件；1976年扶风法门白家村一次出土103件。中国青铜器史上几件有名的重器，如大丰㲃、大小盂鼎、何尊、毛公鼎等都出自这个地区。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大体继承商制，没有多少变化，就种类而言，常见的仍是鼎、彝、甗、簋、鬲、豆、角、觯、卣、尊、俎、罍、壶、瓿、缶、觥、斝、盉、爵、觚、盘等。区别在于：商代的青铜礼器是以尊、爵等酒器为主的“重酒组合”，西周的青铜礼器则是以盛食物的鼎、簋为核心的“重食组合”。这与西周初期周公的禁酒令《酒诰》有很大关系。

西周早期，青铜器的纹饰仍旧比较繁缛，纹样仍以饕餮纹为主，其次为夔纹、云雷纹，增加了长鸟纹。

西周早期的铭文，比商代有了显著的发展铭文是中国青铜器与世界其他地区青铜器最大的区别之一，当然也是最大的特色之一。此时长篇铭文不断出现。《大丰㲃》8行76字，

大盂鼎19行291字，小盂鼎竟达20行将近400字。此时的铭文书体多用肥笔，笔道波磔比较明显。

真正表现出西周青铜器自身特征的，大概是周昭王、周穆王（公元前十世纪——前841），这时，那种复杂恢宏和充满古代神秘色彩的纹饰青铜器相继隐没，定型化、程式化的倾向日趋明显，新的品种如食器簠、䀈和盆。水器匜、乐器编钟、武器剑戟等相继出现。此时最流行的花纹是窃曲纹和瓦纹，稍后还有重环纹、环带纹和双头兽纹。而商代和西周早期常见的蝉纹、蚕纹、象纹等象生纹已经绝迹，饕餮纹也退居次要地位。铭文在这一时期有了高度的发展。中的毛公鼎有铭文499字，简直可以与一篇“尚书”媲美，是人间最早、最美的庙堂文学。镌有357字的西周散氏盘，是我国最早的外交和约；镌有284字的周共王时代史墙盘，则是微氏家族的叙事诗。

但是，西周青铜器虽然在纹饰和器形上有许多创造，但总体说来对商代青铜器艺术上还是较为保守的。真正在艺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在王室东迁后的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无义战”，那个以“礼制”为中心的古典世界已不复存在。王室之器减少，诸侯国器增多。作为陪嫁的媵器类逐渐增加。器形和纹饰也一改过去样式，大胆突破商周以来的宗教神秘色彩，体现出强烈的地方性和清新感。此时的中国青铜器进入第二个发展高潮期。此时北方诸国青铜器雄浑凝重，保持古老的技艺传统；南方诸国多秀丽轻新。多种艺术风格争奇斗艳，与当时的思想界一样，呈现出百花齐放的争艳状态。

此时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种类和造型出现许多新的变化：鼎已经采取部件分铸和焊接的方法，增加了器盖；甗由上下合体变为上下分铸；豆有盖，深腹；新出现了体、盖合为球形的敦。酒器和水器的样式中，壶的变化最为复杂，有圆形、扁形、方形、匏形等；铜镜也开始流行；还有实用的铜灯、带钩等。剑、戈则是南方的吴、越制作最精。

青铜器上的纹饰，也从过去奔放的粗花一变为工整的细花。转向于繁缛华美，追求装饰性，最常见的是蟠螭纹。所谓蟠螭纹即是以两条或者更多的小螭龙缠结在一起，连续反复穿插盘旋，具有华美繁缛的艺术效果。与之相配的还有几何形纹、贝纹、垂叶纹和綯索纹，极具规律。它们朝图案化方向发展，再也不具备神秘意义。图案设计出现了表现社会生活的新题材，如宴饮、舞乐、采桑、渔猎、攻战等，多姿多彩。如山西浑源出土的牺尊，陕西兴平出土的犀尊则表现了高超的写实技巧。犀牛的躯体特征、动态，以及雕塑的体量感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还有一些青铜作品不是礼器而是以人或动物形态制作的器物支架或底座、灯座、车马器等，人与动物的动态得到了更为生动的表现。最成功的作品有河南洛阳金村东周墓所出的各种动态的人型器座、河北平山平山中山王墓出土虎噬鹿器座。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所出的6个钟铜人，均作武士装束，有彩绘，为战国时期人物雕塑的代表性作品。

铜器的铭文也变得极其简单，说明日常用器铭文和记录婚媾媵器铭文很是普遍。笔道变得细长。

中原之外，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在这个时段也有一些精美的雕塑，如云南古滇族墓葬出土的战国至秦汉时期青铜器，其器俱及其盖上，多人物的群像雕塑和透雕扣饰，真实地表现了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的滇人的生活环境和宗教、战争、狩猎、乐舞等活动，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其表现牛、虎等动物题材的器物，描写动物之间生死搏斗的铜扣饰，表现出的动态感令人惊心动魄。如1972年出土于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二千年前古滇国人的青铜祭祀器具“牛虎铜案”，高43厘米，长76厘米，重17公斤。铜案由二牛一虎组成，大牛背为案面，四腿为案足，腹下横立一小牛；一只老虎抓扒在大牛臀部，虎口紧咬牛尾。动与静、大与小、生与死、善与恶、爱与恨对比强烈，集于一体作品构思奇特，造型巧妙，意蕴深刻。被称为“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 北方草原的东胡、匈奴等民族的青铜扣饰，金、银制品中的动物形象风格较为粗犷剽悍。这些作品成功地表现出动势之美、力之美。

代表作品

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国宝级的六十四件青铜器开列如下：

1、夏代乳丁纹爵：1975年夏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墓葬（也有学者断为商代早期作品），现藏洛阳偃师商城博物馆。

2、饕餮乳丁纹方鼎，商代早期作品，1974年9月郑州张寨南街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3、龙虎尊：商代晚期，1956年出土于安徽阜南县，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4、人面纹方鼎：商代晚期青铜礼器。1959年湖南宁乡出土，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5、象尊：商代晚期，1975年出土于湖南醴陵狮形山，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6、司母戊鼎：商代后期作品，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7、妇好鸮尊：商代晚期作品，1976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8、人面盉：商代晚期作品，最早见于1935年北京“尊古斋”编辑的《邺中片羽》一书中介绍，现藏于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

9、虎食人卣：商代晚期作品，湖南安化县出土，最早见于上个世纪初罗振玉《俑庐日札》一书记载，共两件，皆流于海外：一件现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另一件在巴黎赛努施基博物馆。

10、四方羊尊：商代晚期作品。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黄材月山，现藏中国博国家物馆；

11、饕餮纹鼓：商代晚期作品。1977年6月14日出土于湖北省崇阳县白霓镇，是仅见的两面商代铜鼓之一，一件现藏湖北省博物馆，另一件在日本泉屋博物馆。

12、鸮卣：商代晚期作品。1956年湖南省博物馆在株洲市征集获得，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13、双羊尊：商代晚期的容酒器。一件藏大英博物馆，另一件藏日本根津美术馆。

14、龙纹兕觥：商代晚期作品。1959年发现于山西吕梁石楼桃花庄，现藏山西省博物馆；

15、鸟兽纹觥：商代晚期作品。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16、人面钺：商代晚期作品。1966年出土于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号大墓，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17、小臣艅（yú）犀尊：商代晚期作品。清道光年间（一说咸丰年间）山东寿张县梁山出土的“梁山七器”之一，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18、广汉古蜀人雕像：古蜀国（前3000）时期作品 ，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南兴镇三星堆，现藏四川省博物馆。

19、三星堆纵目人面具：古蜀国（前3000）时期作品 ，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南兴镇三星堆，现藏四川省博物馆。

20、利簋：西周早期作品。1976年3月出土于陕西临潼零口公社西段大队周代遗址窖藏中。现藏于陕西临潼博物馆；

21、天亡簋：又名大丰簋。西周早期作品。清道光末年（约1840—1850）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现藏于中国博国家物馆；

22、园鼎：西周早期作品。1981年4月出土于陕西宝鸡纸坊头西周墓葬之中。现藏于陕西宝鸡博物馆；

23、伯矩鬲：西周早期作品。1975年出土于北京房山琉璃河。现藏于北京首都博物馆；

24、鸟纹卣：西周早期作品。1927年出土于陕西宝鸡戴家沟。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25、龙纹五耳鼎：西周早期作品。1979年出土于陕西淳化县史家源村。现藏于陕西淳化县文物馆；

26、孟鼎：西周早期作品。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礼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27、宜侯夨（cè）簋：西周早期作品。1954年出土于江苏丹徒县烟墩山西周墓。现藏于中国博物馆；

28、盠驹尊：西周作品。1956年出土于陕西郿县东李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29、盠方彝：西周作品。1956年出土于陕西郿县东李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30、牛尊：西周作品。1967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贺家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31、史墙盘：西周作品。1976年12月出土于陕西扶风县庄白村。现藏于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32、亻賸匜：西周中期作品。1975年二月出土于陕西岐山县董家村。现藏于陕西岐山县博物图书馆。

33、琱生簋：西周厉王时期作品。出土于陕西，时间不详。共两件，一件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另一件流于美国。

34、大克鼎：西周作品。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窖藏。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35、禹鼎：西周作品。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窖藏，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36、毛公鼎：西周晚期作品。清道光末年出土，于咸丰二年由古董商苏亿年收购，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

37、散氏盘：西周厉王时作品。乾隆中叶出土，具体地点不详，为江南收藏家所得，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

38、㪡簋：西周厉王时作品。1978年出土于陕西扶风齐村一处窖藏，现藏于扶风博物馆；

39、虢季子白盘：西周宣王时作品。道光年间出土，后为淮军将领刘铭传所得，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40、它盉：西周晚期作品，1963年出土于陕西扶风齐村一处窖藏，现藏于陕西博物馆；

41、莲鹤方壶：东周时期作品，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郑南门内李家楼大墓，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42、云纹禁：春秋中期作品。1978—1979年发掘淅川下寺楚墓时出土，现藏于河南文物研究所。

43、王子午鼎：春秋中期作品。1978—1979年发掘淅川下寺楚墓时出土，现藏于河南文物研究所。

44、虎钮人面纹錞于：春秋晚期吴国作品。1985年出土于江苏镇江王家山一座吴国贵族古墓，现藏镇江博物馆。

45、双兽三轮盘：春秋晚期吴国作品。1985年出土于江苏武进县湖塘乡古淹城遗址，现藏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46、蚕桑纹尊：春秋中晚期作品。出土于湖南衡东县霞流乡湘江边被洪水冲垮的一座古墓，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47、吴王夫差矛：春秋时期吴国作品。1983年在湖北江陵马山5号墓中出土，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48、越王勾践剑：春秋时期越国作品。196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49、蛇蛙纹尊：春秋时期作品，1971年广西恭城加会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50、牺尊：春秋时期作品，1923年出土于山西浑源李峪村，现藏上海博物馆。

51、云纹铜屋：战国时期吴国铜器。1982年3月出土于浙江绍兴第306号战国墓。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52、曾侯乙编钟：战国早期作品。1978年夏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葬出土。现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53、曾侯尊盘：战国早期作品。1978年夏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葬出土。现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54、鹿角立鹤：战国早期作品。1978年夏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葬出土。现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55、水陆攻战纹尊：战国时期作品。1935年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出土。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56、鸟盖瓠壶：战国时期作品。1967年冬，从陕西绥德城关公社废品收购站发现。现收藏于陕西省博物馆。

57、中山王鼎：战国时期作品。1977年在河北平山县三汲公社一号墓出土，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58、错金银龙凤方案：战国时期作品。1977年在河北平山县三汲公社一号墓出土，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59、银首人俑灯：战国时期作品。1977年在河北平山县三汲公社一号墓出土，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60、有翼神兽：战国时期作品。1977年在河北平山县三汲公社一号墓出土，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61、重金络壶：战国时期作品。1982年2月在江苏盱眙南窑庄出土，现藏南京博物院。

62、嵌绿松石卧鹿：战国时期楚国作品。1965年在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出土，现藏南京博物院。

63、错金银云纹犀尊：战国时期秦国作品。1963年陕西兴平县豆马村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64、牛虎铜案：战国时期古滇国作品。1972年出土于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地，现藏云南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