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四川画像石主要分布在岷江和嘉陵江流域，新津、乐山、成都等地区。四川的画像石不少刻于崖墓上。崖墓是西南地区的一种特殊墓制，依天然的崖壁凿成墓室，其中置雕有画像的石棺、石函，称崖墓画像。另外也有用以构筑墓室的画像石，还有石阙。均属东汉中晚期作品，以新津画像石和乐山崖墓画像为代表。新津画像石所刻内容多为历史故事和百戏，也有部分神话题材的作品。技法上有刻线铲底较浅的，有浮雕的。四川乐山崖墓画像主要分布在城郊的肖坝、麻浩、柿子湾和车子乡一带，都镂刻在崖墓上。崖墓画像的雕法多采用浅浮雕兼以粗率的阴刻线，形象浑朴古拙而活泼生动，艺术风格明显地受到南阳画像石技法风格的影响。另外郫县竹瓦铺砖室墓石棺画像刻法是减地平雕兼阴刻线；地子多凿以排列密集的条纹，基本上与山东武氏祠技法风格略同，只是凸面物象不如武氏祠那样平光。

四川是汉石阙遗存最多的地区，许多石阙上都雕刻有画像，一般雕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绵阳平阳府君阙和雅安高颐阙还雕饰有车骑人物像，有的还雕饰有兽首、人物等极为生动的高浮雕。

1、成都扬子山汉代车骑出行宴乐杂技画像石四川画像石代表之作。揚子山在成都北門外約八里，是一个高約十公尺、直徑約一百六十公尺大土堆。一九五三年九月，揚子山修建砖瓦厂，发現一座花砖墓，称为汉代一号墓。其墓由条石长方砖、楔形砖砌成。该墓前室左右壁嵌有画像砖。中室左右壁则嵌有这幅车骑出行和宴乐百戏画像石。画像由8块石材拼接而成，刻画了贵族连车列骑的出行场面和樽案罗列、百戏杂陈的宴乐活动。左壁有车骑出行和宴乐杂技两幅画面，画长5.12米，高0.47米；右壁为车骑出行图，画长6.04米，高与左壁相同。其车骑出行图中前有导骑、导车开路，中有骑手奏乐助兴，后为马车载主人一路飞驰；“宴乐百戏”部分，舞乐杂技表演气氛热烈，整个出行场面声势浩大，形象地刻画昔日达官显贵出行时的声威。

雕刻手法为铲地平雕兼阴线刻。形象刻画洗练生动，为我国汉画石同类题材最大之作。

车骑出行宴乐杂技画像石现藏重庆博物馆

2、四川乐山崖墓画像石

乐山东汉崖墓分布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沿岸和浅山谷的崖壁上，仅乐山市中区境内就拥有汉代崖墓三万余座。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宏大，石刻之丰富居蜀中之首。乐山东汉崖墓的认定，据现有资料考证，最早发现并认识它的时间在清代光绪年间，由英国人陶然士、法国人色伽兰等实地考察后提出。1937年前后，住乐山的学者杨枝高对麻浩等地崖墓进行了实地考察。赓续，商承柞教授作了进一步调查，认定乐山崖墓为东汉崖墓。乐山东汉崖墓中最具代表的是麻浩崖墓。它集中保留了数百座汉代崖墓，已编号注册的就有357座，而在其区域内的虎头湾，崖墓的密集程度更是令人吃惊──竟有重重叠叠七层之多。1988年经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麻浩一号墓画像石编号为麻浩一号墓是东汉时期的一座大型多室墓。因早年被盗，损残严重，属无名墓。墓室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前室高2.8米，宽11米，墓全长29米。在墓内外壁上，有35幅精美的石刻画像。在墓门上刻有人物、卧羊、鱼、鸟和瓦当斗拱等建筑雕刻。墓门两侧刻有“凯风”、“迎谒”、“话别”等画像。前室两侧及后壁刻有“荆柯刺秦王”、“朱雀”、“宴乐”、“挽马”、“佛像”、“兽首”、“垂钓”、“门卒”、“挽辇”等画像，在这些画像上方刻有48个纹饰各异的瓦当和一些装饰图案。其中的“换马图”、“荆轲刺秦王图”、“垂钓图”、“西王母赐药图”等画像石，汉风浓郁，各尽其妙。这些画像石及石刻画像题记等，反映了汉代社会的经济、生活、文化、艺术、建筑风貌和思想意识。

柿子湾崖墓孝道文化画像石乐山崖墓画像石刻中有不少表现孝道文化的画像故事，主要集中在麻浩和柿子湾崖墓中，共有十多幅，无论其数量还是题材种类在四川画像石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其中能释读的有：董永事父、闵子骞失棰、老莱子娱亲、伯榆悲亲、孝孙元觉、凯风等画像石。

“董永事父”图，现共发现4幅，分别位于麻浩1号墓、40号墓、柿子1号墓。是乐山崖墓中出现最多的孝子故事图。图中画董永在田间劳作，一手执锄，一手持便面，为坐在大树荫下独轮车上的老父扇风取凉，树枝上系有装食物的口袋。《搜神记》载：“董永小失其母，独养老父，家贫困苦，至於农月，与轆车推父於田头树荫下，与人客作，供养不闕。”乐山崖墓“董永事父”表现的正是这一“带父打工”的情景。这与后世重点宣扬的卖身葬父不同，重在表现对老父的“供养不阙”。

“闵子骞失棰”图，位于柿子湾1号崖墓。图中闵子骞站立于牛车后，车上坐一着冠者。此图原释为“牛车图”，结合武氏祠画像及题记：“闵子骞与假母居，爱有偏移，子骞衣寒，御车失棰”，柿子湾1号崖墓该图具备“闵子骞失棰”故事的主要元素，因此应是“闵子骞失棰”图。武氏祠画像石中有该画像，刻闵子骞跪于父亲所坐车后，并御车失棰。

“老莱子娱亲”图，位于柿子湾1号崖墓，图中画老莱子跌倒在地，两老者坐于案前观看，莱子妻在一旁服侍。《孝子传》曰：“老莱子者，楚人，行年七十，父母俱存。至孝蒸蒸，常著斑兰之衣。为亲取饮上堂，脚跌，恐伤父母之心，因僵仆为婴儿啼”。老莱子以赤子之心赡养老人，细心体察其情感喜怒，使父母常怀喜乐，体现了“养则致其乐”的思想。

“伯榆悲亲”图，位于柿子湾1号崖墓。图中韩伯榆跪于地上，其母立于前。武氏祠画像石中也有此图，并有题记道：“柏榆伤亲年老，气力稍衰，苔之不痛，心怀楚悲。”可知“伯榆悲亲图”体现的是儿子对老人的细微体贴关怀。

“孝孙元觉”图，位于柿子湾1号崖墓。前人释为“像有侏儒、猴子参加的舞蹈图”。后据武氏祠石刻，释为“孝孙元觉”图。图中刻三人，左为元觉父，手执肩筐；中为元觉，右手持肩舆（担架），抬头视左方的元觉父，左手指右方；右为元觉祖父，赤身裸体，垂首坐于地下。《搜神记》引《史记》曰：“孙元觉者，陈留人也，年始十五，心爱孝顺。其父不孝，元觉祖父年老，病瘦渐弱，其父憎嫌，遂缚筐举舁弃深山。元觉悲泣谏父。父不从。元觉于是仰天大哭，又将舆归来。父谓觉曰：‘此凶物，更将何用?’觉曰：‘此是成熟之物，后若送父，更不别造’。父得此语，甚大惊愕：‘汝是吾子，何得弃我?’元觉曰：‘父之化子，如水之下流，既承父训，岂敢违之。’父便得感悟，遂即却将祖父归来，精勤孝养，倍于常日。”崖墓画像表现的就是元觉拖肩舆谏父的情节。与“董永事父”图一样，体现的是“养老”送终之情。

3、新津画像石

在巴蜀这一大的区域文化背景下，新津地区数量众多的石棺画像、又以其有别于它地题材，独具特色的艺术形象，在巴蜀汉代画像石中具重要地位和独特价值。

1950年，新津县老君山崖墓出土一仙人六博图石函（残）。同年，于新津县宝资山征集一五人石函。1951年，新津县宝资山崖墓出土后羿射日图、孔子问礼•神农尝百草等画像石（残）。

1987年，新津县文管所在邓双镇石厂湾文物普查时发现一石棺（编号1号石棺），上雕刻朱雀、伏羲女娲、车马出巡、梁高行、鱼、鸟鱼等六幅图案。

1994年，新津县筑路机械厂扩建厂房时发现一座夫妻合葬砖室墓，出土两具画像石棺（编号2、3号石棺）。其中2号石棺上雕刻朱雀灵芝、双阙、轺车出行等画像。3号石棺上雕刻朱雀、天马、仙人六博等图案。

2000年，新津县邓双镇金龙村大云山发现一座崖墓，内出土发现一具画像石棺（编号4号石棺）。石棺棺盖上刻有连币（彼此间以绶带串联的16枚方孔圆钱）图案。石棺上雕刻日月神、天禄辟邪、鲁秋胡戏妻、狩猎图等画像。

以上汉代画像石分别收藏于：四川省博物馆馆藏玃盗女、仙人六博、后羿射日、孔子问礼•神农尝百草、五人（梁高行）石函；新津县文物管理所馆藏画像石棺5具，上雕刻伏羲女娲、车马出巡、梁高行、鸟鱼图、朱雀灵芝、双阙图、轺车出行、天马、仙人六博、天禄辟邪、鲁秋胡戏妻、狩猎等；三峡博物馆馆藏新津秋胡戏妻画像石；四川大学博物馆馆藏车马临阙、鲁秋胡戏妻、凤凰石；

新津汉代画像石画像石内容上的独特之处在于：神灵仙异类题材特多，而其他地区画像石多见的社会生活类、历史故事类明显偏少。其对仙人仙界的表现，又基本上不采用其他地区常用的西王母形象系列组合图式，而是对仙人形象及其环境作了重点突出渲染，物以仙鹿、天马、凤凰、灵龟、灵芝、神木、神山、石台等形象系列的组合，体现出区域流行时尚及画师、工匠的创作趣味、构思。社会生活类方面，巴蜀汉代画像石经常出现的一些社会生产生活题材，如层楼宅第及设于殿堂内外的宴饮、舞乐、杂技等，在新津地区很少见。历史故事方面，蜀地区汉画石表现历史故事或传说的题材并不丰富，数量相对较少。新津地区则以神农尝百草、孔子问礼、鲁秋胡、梁高行、封栾大等题材独具特色。

雕刻技法方面。新津地区的技法效果从大的类型看，为凸面线刻和浅浮雕两种，具体技法及风格效果自有特色。从纯技法看，特别是浅浮雕一类，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凸起的浅浮雕物象中除用阴线刻修饰其细部外，还另施以较粗犷的平行竖刻纹或斜纹来作装饰，在所刻物象中或通体加饰或部分加饰，此种装饰技法，在整个巴蜀地区很少见（仅彭山等个别地区偶见）。构图风格方面。新津汉画像较为丰满成熟，图像构图相对规整，所刻人物、动物及其它物品的大小、比例、方圆、粗细等相对协调适中。在整体轮廓上，对物体描摹的准确度相对较高。从比较中可看出，新津地区汉画像的创作者、凿刻者的造型能力、技艺较为成熟。

3.图像造型风格。新津汉画石在铺张大气、古朴浑厚中，更见俊逸、秀美、灵动的韵致。质感上的粗狂繁缛与块面轮廓的峻逸秀美的结合，从而形成新津汉画石的突出风格特色

仙人六博图：1994年出土于新津县一座夫妻合葬砖室墓3号石棺上的石雕，为该县筑路机械厂扩建厂房时发现。“六博””汉画像石中最常见的游戏内容。“六博”游戏历史悠久，于先秦兴起，汉代民间已十分流行，博戏为二人投骰行子，以筹计数，因棋艺简单易学为社会各阶层喜欢。此画为二仙人博弈，动作夸张有趣。

现收藏于新津县文物管理所

后羿射日图1951年四川省新津县宝姿山出土。画面中间为连理树，两边各栖一鸟，一为凤一为凰，另有十三只小鸟散于树间。凤鸟在这里代表太阳，树为扶桑（也称“建木”），左侧后羿弯弓而射。整个画面饱满生动，富于装饰性。

现藏四川省博物馆。

4、 郫县东汉石棺画像石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芦山县出土王晖石棺。不久重庆也出土了石棺。新中国建立后，又先后出土了一大批石棺，如泸州一、二、四、五、九号石棺；南溪一、二号石棺；富顺、合江、高县石棺；彭山三号石棺；四川郸县新胜公社（原名竹瓦铺）石棺等，棺上均有一些精美的石刻画像。其中以文革时期出土的新胜石棺画像石为最。

1972年12月初，四川郸县新胜公社（原名竹瓦铺）二大队三生产队社员在取土时发现东汉花砖砌成的墓葬一座（编号为一号墓）。该墓早年被盗出上文物有陶持插俑、陶抚琴俑、铜摇钱树及陶座、五株钱、瓦棺，以及画象的石案和石棺等。其中石棺完整，系用比较坚硬的青石凿成，长237、上宽72、下宽77、高86、两壁厚8、前后壁厚10厘米，棺盖前端厚29、后端厚26厘米。盖素面无纹饰，棺身四周均刻有浅浮雕画象，。石棺前面一方刻伏羲女蜗画象，后面一方刻双阙画象；侧面一为宴客乐舞杂技画象；侧面二为蔓衍角抵和水戏两组画像。这个小小的石棺表现了一个完整的宇宙世界，表达了墓主人强烈的升仙愿望。

1973年4月，该队社员在取土时又发现了一座东汉砖室墓（编号为二号墓）。整个墓的建筑由墓门、墓道、墓室组成。全长10.48、宽2.46、高2..02米，全部用花砖建筑，砖长0.34、宽0.22米，厚0.06米，花纹均在砖的侧面，纹饰以几何纹为主，或配以“联璧”、“瑞草”、“卷云”等十三种纹饰。内有石棺三口，长0.65、宽0.62、厚0.13米。其中一口已残破。残石棺长0.65、宽0.59、高0.8米。其中一具石棺的棺盖上青龙白虎戏璧和牛郎织女图，棺身“神鳌负山”浮雕图案和表现墓主生前生活的《迎宾图》为画像石中精品。

1974年3月，在距二号墓约一米处，又发现了东汉砖墓一座，内有石棺两具。该墓由于早年被盗，遭到严重破坏，除幸存两具已残的画象石棺外，墓室结构已不能复原随葬品亦已无存。以上三年内共出土石棺六口，除一口残破外，其余五口石棺均雕有画像。其中以1972年12月初出土的画像石最为精美，简介如下：

伏羲女蜗画和双阙图伏羲女蜗画位置在石棺前象作人首蛇身两尾相交。左边为伏羲，手中持一日轮，轮中有一金乌；右边为女蜗，手中持一月轮，轮中除有一蟾蛛外，似另有一蛇。这正与古代“日中有跤乌（即金乌），月中材蟾蛛”之说相合，是为古代民间流传较厂的神话故事，常见于东汉画象石刻。后面一方刻双阙画象：圈盖为凡山式，两闭外侧均刻有较低的耳，中央飞部刻一门，门中一人持板右向而立，应是为墓主管理门禁的“亭长”。这也是四川东乞画象石刻中常见的题材。

现藏四川省博物馆。

石棺前面画像石“伏羲女蜗画象”石棺后面画像石“双阙”

宴客乐舞杂技画像石位于石棺的一侧。表现的是贵族豪门的宴饮场面。画像石上部为一间歇山式厨房，内有一灶，灶上置有双耳釜和甑。灶前一人正在匍匐加柴，另有一厨师正在案上做菜。房外有一送往迎来的侍者。下面为一车一马，为来客乘坐的轻便辎车。车为卷蓬盖，中坐一女人，车旁有一着短服的车夫，车后有两侍者相随。其马正举前蹄欲进门。中部为两座高度相同的楼房。右侧为较窄的歇山式楼。楼中央开一窗，窗内为一露出半身的女人，正凭窗眺望。楼下为一可容车马进出的大门，与晋代左思《蜀都赋》描述的格局相同。左侧为一正厅，厅内设席。宾主五人并坐。席前分别置有碗、钵等食具。右边三人正在饮酒进食；左边二人一人用所执之物和另一人用手指着助兴的乐舞杂技表演，作欣赏状。

楼左则为乐舞杂技画像。上面右边近楼处为戴竿，即现代的“顶技”：一人坐在地上，头向后仰，口啣一竿。竿段有一盘形器具，表现出熟练的掌握平衡的技能。中间为叠案，九个矩形案相叠，最上面立一人，两手扶案，上身向后挺直，下肢前屈，正在做倒立动作。现代的“椅技”正是从此发展而来。左边坐席上有两人，席前亦置有碗、鼎等食具，右边一人在抚琴，左边一人也是乐伎，皆在为下面的两位舞女伴奏。下面两位舞女细腰皆，正展长袖面向大厅踏鼓而舞。右边的舞女，双足立于鼓上，曲身，头往后仰，两手前后平伸，与上身平行，长袖下垂；另一舞女，双足踏一鼓，身躯微曲，上身后转，头回顾，右手向后平伸，左手曲举近头。与东汉张衡《观舞赋》描写的表演姿态相同。

现藏四川省博物馆。

石棺一侧的“宴客乐舞杂技画像石”

蔓衍角抵和水戏画像石位于石棺的另一侧。内容可能是前一侧的继续，但题材很新颖，为我们提供了汉代贵族燕乐生活的另一种细节。蔓衍角抵之戏在画面的上部。蔓衍又作“曼延”“曼衍”“漫衍”。本是传说中像狐狸一样的大蛇，《汉书•司马相如传》郭璞注云：“蟃蜒，大兽，似狸，长百寻。后变为“汉代杂戏名”。汉武帝时，设置乐府，收集巷陌歌谣，推动乐舞的发展。丝绸之路的开辟，又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和各民族的艺术汇合。于是出现了表演娱乐性质的“百戏”（又称“散乐”，与宫廷中的“雅乐”相对应），它是汉代民间歌舞、杂技、武术、魔术的总称。其，有一种运用技艺的戏剧化的表演，叫“角抵戏”。角抵原是两个人角力以强弱定胜负的技艺表演，后世的相扑、摔跤即源于此。它有着很好的观赏性和娱乐性。当时的艺人力图用角抵的技艺去表现生活故事。这样就促使角抵向戏剧的转化，成为角抵戏。当时有个有名的角抵戏叫《东海黄公》，演的是秦朝末年，一个能施法术的黄公到东海去降服白虎，可惜法术失灵，自己被虎所杀的故事。表演中有人虎相斗、人被虎杀的固定情节。表演中的两个人，都有与扮演对象相适应的装扮，黄公头裹红绸，身佩赤金刀，白虎是人装成的虎形。石棺一侧的这幅蔓衍角抵之戏表现的正是《东海黄公》故事。这幅“蔓衍角抵画像石”上共七人，均赤足，戴有不同的面具。古代称这种人为“象人”。左起第一人戴猴面具，右手持长柄钩；第二人戴猪面具，背负有罈形器；第三日第三人正用力拖着第四人所坐的蛇虎尾巴，向左前行。第四人头上束三髻，左手向左平伸，右手上臂向右，屈肘向上，胸前有一斧，斧下有一面形物，似为盾，坐在蛇虎身上。第五人右手执盾，左手似持一长剑，头向后回顾。第六人双手握一物。第七人右手执一棍，左手持一瓶状物前伸。其中第四人可能是东海黄公。因为与张衡《西京赋》以及《西京杂记》中描绘的黄公形象极其相似。

由于《东海黄公》这个故事在蔓衍角抵戏中人物、情节、冲突、结局，都是排定了的，这显然已不属于以力的强弱裁定胜负的角抵竞技，而是衍化为表演既定的故事内容的戏剧表演。所以有戏剧史家把《东海黄公》视为中国戏曲的雏型，把百戏集演视为孕育中国戏曲的摇篮。因此，这幅表现《东海黄公》故事的蔓衍角抵画像石就成了中国戏剧发展史上最为珍贵的实物史料之一。

蔓衍角抵图的下部为水嬉图：左边刻有一只小船，船上三人。一人坐中间，后面一人掌舵，一人在船头撑船，船上立一鸟，船四周刻有鲤、鲢、蛇、蟾、鸟和莲等动植物。中部的左侧立一人右向，右手执一伞，可能是侍者；其右有五人，均执板。一人中立左向；前后各有两人，均向坐在船中间者弓腰行礼表示尊敬状。右边部分树有两面旗帜，其间亦有数人左向：前四人并列弯腰，后一人双手持一鼗鼓。鼓上似为一盖，盖上一物三巾。与张衡《西京赋》中描绘的水嬉场面亦相符。

现藏四川省博物馆。

石棺一侧的蔓衍角抵和水戏画像石

东汉龙虎牛郎织女图1972年四川省郫县新胜出土。棺盖采用青龙白虎戏璧石刻图案。龙、虎的上方为牛郎和织女图。汉代人们把东、西、南、北与四个神灵结合起来，他们是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因此画像石又是一幅天象图，分别象征着天上的青龙星座、白虎星座、牛郎星和织女星，意在祈愿幸福、辟除不祥。棺身两侧的石刻浮雕图案为“神鳌负山”神话传说和表现墓主生前生活的《迎宾图》。意味着墓主生前享乐，死后也要追求永恒。

画像石现藏四川省博物馆。

5、王孝渊画像石碑东汉作品，1966年四川郫县犀浦镇二门桥出土

王孝渊碑亦称“永建三年碑”，刻于东汉永建三年（128）。此碑四面均刻有浮雕图案或人物鸟兽。碑正面上部为图案，刻男、女立像及跽式女像，顶部刻朱雀一只。下为隶书文字，共十三行。碑文记述了墓主王孝渊生平及刊石立碑之时日，文中还详细记载了建造工匠的姓名，这种有准确纪年。记事的汉碑实属珍贵。

该碑现藏四川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