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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政

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私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余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余不食言。此时事奉高堂[1]，每年仅寄些须以为甘旨之佐；族戚中穷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许，以尽吾区区之意。盖即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丰；与其独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何如分润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钦敬乎？

将来若外作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食；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2]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余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储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余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待兄弟之素志也。恐诸弟不能深谅我之心，故将终身大规模告与诸弟，惟诸弟体察而深思焉。（《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诸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此以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3]，何尝不位及人臣，泄弈一时，讵得谓之贤肖哉？余自问学浅识薄，谬膺[4]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劳，可以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诸弟见我之立心制行与我所言有不符处，望时时切实箴规，至要至要。（《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⑸矣。（同治元年四月《日记》）

一曰慎独[6]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引自《曾国藩家书》）

曰富，曰贵，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毁，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功夫，随在皆设身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曾国藩心述手记》）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7]而后不忝于[8]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此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与诸弟书》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注释】

[1]高堂:指父母。

[2]甘旨：美味的食品；

[3]李林甫、卢怀慎辈：李林甫（683－753），号月堂，陕西人，为唐玄宗李隆基朝代的著名奸相。为人善音律，无才学，会机变，善钻营，被人称为“口蜜腹剑”的阴险之人。李林甫专权十九年，蔽塞言路，排斥贤才，导致纲纪紊乱，助成安史之乱。李林甫死后遭杨国忠告发，尚未下葬，即被削去官爵，子孙流岭南，家产没官，改以小棺如庶人礼葬之。卢怀慎（？—716），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武则天时任监察御史，后历任侍御史、御史大夫，玄宗开元元年（713）为宰相。卢怀慎自知才能不如另一宰相姚崇，因此凡事避让，在任期间的政绩只在于荐贤举能，任宰相三年后病故。卢怀慎为官廉洁，家无储蓄，门无遮帘，饮食无肉，妻儿饥寒，生活得很贫穷。他是唐代比较清廉的一位宰相。不知曾国藩为何将其与李林甫同列。

[4]谬膺高位：荒谬地担任高官。

[5]蠲（juān）除：免除、废除。

[6]慎独：儒家修身之道，见《礼记·大学》和《礼记·中庸》。指在独处之中亦自我约束，谨慎不苟。

[7]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有为大众谋求幸福的襟怀，有辅助君主成为一代圣主的抱负。民胞物与：以万民为同胞，万物为同类，一切为上天所赐，泛指爱人和一切物类。语出处宋代理学家张载《西铭》。内圣外王，指内具有圣人的才德，对外施行王道。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篇》。

[8]忝（tiǎn）：勉强，有愧于，是谦虚的说法。

【简评】

这几段家训，取自曾国藩的《日记》和《与诸弟书》，其中有自己从政原因和目的的表白，也有对弟弟们在家乡如何为人处世的告诫。可以看做是对自己政治志向的表白，与诸弟在政治操守上的互相勉励。其中诸言，如“余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余不食言”；“余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将来若外作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食；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⑺而后不忝于⑻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诸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此以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⑶，何尝不位及人臣，泄弈一时，讵得谓之贤肖哉？余自问学浅识薄，谬膺⑷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劳，可以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

这些皆可作为官箴，也完全可以作为今日高级干部的道德典范。曾国藩能成为“中兴名臣”主要原因也即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