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家书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其名字或出自《庄子·至乐》中的“张之洞庭之野”。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县）人。清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于贵州。咸丰二年（1852）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廿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1884年中法战争时，由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起用退休老将冯子才，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1894年署理两江总督。曾上疏阻和议，要求变通陈法，力除积弊。邀请外国教官训练江南自强军。1900年力主镇压义和团运动，与刘坤一、李鸿章等东南督抚实行东南自保，不理会慈禧太后对联军开战的命令。1907年授大学士，9月4日与袁世凯同日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慈禧临终时张之洞以顾命大臣晋封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有《广雅堂集》。藏书家傅增湘曾将其书、文、函、牍、电稿等辑为《张文襄公全集》，共100余卷。1966年农历九月二十六，张之洞夫妇合葬墓在“扫四旧”中被红卫兵刨开，将张氏夫妇吊在树上月余，至被狗啃食。后被附近南关村村民张执信和一位王姓老人偷偷掩埋。2007年6月，其遗骨被重新安置在南皮县烈士陵园。

张之洞早年为清流代表人物，后继曾国藩、李鸿章成为洋务派领袖，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并称“翰林四谏”，再加上刘恩溥、陈宝琛，并称为“清流六君子”。 1873年同治帝去世，慈禧为继续掌权而立光绪，遭到大臣反对。张之洞审时度势，上疏迎合慈禧，博得了慈禧好感为之所倚重。他是慈禧扶植起来以抗衡曾国藩湘军和李鸿章淮军势力的重要人物，一生在清廷权力的中心周旋，试图以最小代价的改良实现中国向近代国家的蜕变。他对西方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有一定深度的认识，但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激进改良派持有不同的主张；对革命党人采取镇压态度。他继曾国藩、李鸿章后，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为中华民族重工业、轻工业及近代军事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在1889年至1907年担任湖广总督的八年间，着力扶持民族工业，先后开办汉阳铁厂、湖北兵工厂、马鞍山煤矿、湖北织布局、湖北缫丝局等重轻工业企业，并筹办芦汉铁路。他主持修筑的武昌南北长堤和汉口后湖长堤排除水患，划定了20世纪初的武汉三镇与今天的武汉市相近的城市规模，同时支持民族企业家操办水电等现代化市政建设，为武汉自近代以来的繁荣奠定了基础。1896年回任湖广总督，又按照德国制式改造湖北旧军为新式陆军。创办湖北武备学堂。德国教官法金汉后来是一次大战时期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

张之洞对中国文化建设事业有特殊贡献。先后创建有广雅书院，广东水陆师学堂，江南陆师学堂，两湖书院，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维新运动兴起，张之洞之子张仁权亦是“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张之洞亦捐银以表支持，并和康有为、梁启超多次接触，与维新派保持了良好关系。但是，当维新运动渐渐呈现激进态势时，张之洞却表现出很大的反感。1898年，维新运动进入存亡之际，张之洞作成《劝学篇》进呈。《劝学篇》强调“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既批评顽固派的“因噎废食”，也批评了维新派的“舍本逐末”，强调三纲五常乃万世不易之本。与戊戌变法的激进主张保持距离。清廷将张之洞所著《劝学篇》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令其广为刊布，努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戊戌政变失败后，张之洞则以先著《劝学篇》得以免遭处分。1901年与刘坤一联衔上奏提出“兴学育才”办法四条，仿日本学制拟定“癸卯学制”（即1903年经修改重颁的《奏定学堂章程》），为全国最早采用的近代教育体制；1903年2月在两江总督任上上奏《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强调办学首重师范，拟“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并委任缪荃孙负责筹建，为今日南京大学之开端。他非常重视国民教育和图书馆建设，筹资兴建湖北省图书馆和湖南图书馆。又在广东创办广雅书局并设立藏书楼，又与端方等人筹办京师图书馆，认为“图书馆为学术渊薮，京师尤系天下视听，规模必求宏远，搜罗必尽极详，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亲自选定馆址，购江南著名藏书家归安姚氏、南陵徐氏藏书，并翰林院旧藏合为京师图书馆。并代为制定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章程，为国家图书馆建设贡献卓著。

张之洞为官十分清廉，家有薄田若干，死后不增一亩，所到之处，建设很多，但创设工厂的过程中为国敛财，采取“中饱”、“私规”等违规操作方式，因而得罪了当地富商，被称为“财屠”，与袁世凯的“人屠”（喜好打仗）、岑春煊的“官屠”（喜好弹劾官吏）并称为“清末三屠”。

作为晚清政治界、思想界、经济界和文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张之洞树敌颇多，生前就被称为“财屠”，死后更是毁誉不一，甚至毁多誉少。去世之际，《天津大公报》评论说：观其一生，“张相国毫无宗旨，毫无政见，随波逐流，媚主以求荣之人也”；梁启超则称“张之洞，浮华之人也”。但他主政湖广多年，百姓口碑颇佳。 而且，他在湖北打下的基础，客观上为辛亥革命爆发创造了条件。孙中山曾称“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据张之洞次兄张之清（仲穆）撰写的《又甫府君行状》和从舅父朱琦撰写的《诰授中宪大夫赏戴花翎署贵州分巡贵东兵备道赐卹追赠太仆寺卿又甫张公墓志铭》及《张文襄公年谱》卷1的记载，张之洞有有五子两女。长子张权，又名张仁权，字曾涛，为第一任妻子石氏所生。张仁权有二女：张遵颜、张遵领。次子张仁蠡（905—951）字范卿，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任职于北洋政府教育部，历任郾城县知事、永清县、霸县、丰润县县长。华北事变后投降日本，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民政厅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伪新民会副会长。1939年4月，任汪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市长。1940年3月后，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汪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汪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武汉分会副委员长，汪伪天津市市长兼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以汉奸罪被逮捕。解放后1951年被处决。张仁蠡有两女两子：长女张厚茜，目前在美国定居。次女张厚粲，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子张厚珹，北京自来水集团工程师；次子张厚珕，计算机工程师，定居美国。孙张法鹤，目前在台湾。

《张之洞家书》现行有两种版本：一是1929年北平文华斋刻本《张文襄公全集》中的《家书》（以下简称“全集本家书”），内容是致叔父、仲兄、子密等人的书札；二是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 月出版的《张之洞家书》，为现在通行本（以下简称“通行本家书”）共44封，其中复双亲书40封和致、复儿子书4封。

自“全集本家书”出版后，许多学者认为此《家书》为伪造。如1929年，王树柟在《张文襄公全集》卷229 《家书》的案语“文襄家书三卷，前两卷考其年代实不相符。其为伪托无疑；1937年，甘鹏云在《校印张文襄公全集缘起》中指出：“原有《家书》一卷，或云非公手笔也，去之。”将其从《张文襄公全集》中剔除；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秦进才在《<张之洞家书>辨伪》（《历史研究》2000年2期）中，从虚构人物、不合制度、时间混乱、编造履历、用语错乱、被忽略的兄弟、违背常规的行程七个方面力证“通行本家书”是伪造的，并从199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之洞全集》《家书》部分后的按语中判断 “全集本家书”也是伪造的。至于伪造者则是张之洞族孙张达骧。但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伪造者并非张达骧，“很大可能是文人所伪造，徒为取得稿费。发行的书贾贪图利润，欺骗读者。”（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华书局，1982年，196-197页。）至于“通行本家书”则多是真实的（见本文后附录）。有鉴于此，本文选注的“张之洞家书”皆选自《张之洞家书》的第三卷。这部分家书反映的是这位一代名臣对父母的态度，与妻子的关系以及教育儿子如何修身、如何励志和如何治学，这同他著名的《劝学篇》观点是一致的。

张之洞北京西城区白米斜街路北张之洞旧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