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张之洞家书》辨伪（节录）秦进才

二、家书传播的源流

《张之洞家书》出于后人伪造可以确定无疑。

首先传播《张之洞家书》的是上海中央书店，但笔者没有找到最初的版本。笔者看到的有中央书店1934年9月重印本、1935年10月第6版、1936年5月第7版等。1935年10月版增列丛书名《清朝十大名人家书》，也有时作“清代名人”。编次者为虞山襟霞阁主人，出版者为平如衡。

据《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载：“平襟亚（1892-1980），江苏常熟人。原名平衡（执律师业悬牌用），字襟亚（与名并行），别号襟亚阁主人，室名襟亚阁。”“曾执行律师业，办中央书店，创刊《万象》及《万象十日刊》。”虞山，据嘉庆《大清一统志》卷77《苏州府一·山川》载，在今江苏常熟县西，相传虞仲治此，故名。《张之洞家书》版权页上的虞山，实际上代指江苏常熟；襟霞与襟亚谐音，由此可知，虞山襟霞阁主人，即常熟襟亚阁主人，也就是平衡。平衡为编辑整理者。上海中央书店本《张之洞家书》，小32开本，74页，每页13行，每行31字，铅字排印。前有著者小史，与家书内容相吻合，把留学日本、回到武昌后堕马而死的张之洞的孙子张厚琨说成张之洞的儿子，把《劝学篇》写成《劝学录》等，又提到张有孙二人：厚谷，任奉天督导秘书；厚璟，任浙江财政厅厅长。收录内容即为致、复双亲书40封和致、复儿子书4封，没有年代而有月、日。在每封致、 复双亲书后的括号内，有报告赴豫、感谢结讼、报告赴怀等。其实，“报告”是张之洞生前所深恶痛绝的新名词。上海中央书店版的《张之洞家书》，奠定了伪造的《张之洞家书》流传的基础，后经多次再版，流布甚广。

其次的传播者是上海广益书局。上海广益书局1936年4 月出版由周惟书（维立）编校的《清代四名人家书》，32开本，192页，每页18 行，每行43字，前有南汇朱太忙序，收录林则徐、彭玉麟、张之洞、李鸿章四人家书350封，其中96页至137页为张之洞家书，从内容到标题，与上海中央书店本《张之洞家书》完全相同，偶尔多了几个错字，如七月十一日致儿子书把“两湖总督”印成“两广总督”等。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时，收录上海广益书局本的《清代四名人家书》，编为第63辑第624册，由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影印， 上海广益书局本因而广为流行。

第三个传播者是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 月该社出版基本参考上海中央书店《清朝十大名人家书》而编校的《清代十大名人家书》。该书《前言》指出《清朝十大名人家书》“里面不乏赝品，或鱼目混珠、真假参半”，并以林则徐、郑板桥家书为例。整理者虽然基本上依据民国年间上海中央书店的版本，但有善本可据的，则择善而从，已经考证出来的伪造者，如《林则徐家书》，则摒弃不录，而补以翁同龢家书。整理出版者立意很好，有些考订做得也不错，但对伪造的《张之洞家书》，则没有一句批评，而是基本上照搬上海中央书店本，依然是那44封家书。编排顺序也依然如故，只是删去致、复双亲等书后括号内的寄回俸银等提要性文字，把竖排繁体字本变成横排简体字本，把断句变成标点符号，但有些字不合规范，如把“惟”改为“唯”等。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脱漏衍误，如“世丈”误为“世长”、“无穷”误为“无躬”等，格式上也有些不一致的地方。这些尚属小毛病，或不足为怪，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出版又使伪造的《张之洞家书》继续流传。

此外，在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出版的《清代名人家书》影印本和湖南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的《清朝十大名人家书》校点本中，均有与上述内容完全相同的《张之洞家书》。

三、伪造张之洞家书的真相

伪造张之洞家书，并非近年才发现。

1929年，王树柟在《张文襄公全集》卷229 《家书》的案语中指出：“文襄家书三卷，前两卷考其年代实不相符。文襄尊人春潭先生在贵州办贼，咸丰六年七月卒于军，时文襄年方二十岁。文襄同治二年癸亥成进士，入词林，距春潭先生之殁已八年矣，不知何以是年中式后有致双亲诸书。且文襄会试中式一百四十名，而致双亲第一书中言中进士第四名，名次不符若此，其为伪托无疑。但此三卷，实自其族中某人处得来，不解何故。今谨删去二卷，只留一卷，然亦无甚关重也。”

1937年，甘鹏云在《校印张文襄公全集缘起》中指出：“原有《家书》一卷，或云非公手笔也，去之。”他在《张文襄公全集校勘记·后记》中又指出：“原有《家书》一卷，公子燕卿、范卿均云沪上赝作，议不印，置不校，非阙也。”当时，正是《张之洞家书》传播兴盛之时，1936年4月，上海广益书局出版《清代四名人家书》， 其中有《张之洞家书》；同年5月，上海中央书店印行《张之洞家书》第7版。甘鹏云删去《张文襄公全集》中的《家书》，说明是“沪上赝作”，使人们清楚了《张文襄公全集》中的《家书》是伪托的赝品，但可惜并没有说明上海中央书店版的《张之洞家书》也是伪作，也没有指出具体的伪造者。

20世纪60年代，陈恭禄教授在讲中国近代史料学时指出：“张之洞后裔否认家书的真实性，编者未说明家书的来源、得自何人，何时得到，所得是否底稿抄本，抑为真迹。我们对这些问题，若没有满意的答案，家书的真实性便有问题，很大可能是文人所伪造，徒为取得稿费。发行的书贾贪图利润，欺骗读者。”他又指出：“书坊印行的林则徐、胡林翼、李鸿章、彭玉麟、张之洞家书都不能作为史料。”（注：《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华书局，1982年，196-197页。）

揭开伪造张之洞家书真相的是张之洞族孙张达骧。1984年11月，张达骧与李石孙在《文史资料选辑》第99辑上发表《张之洞事迹述闻》，指出：张之洞去世后，其长子“张权托王树柟（字晋卿）编定遗集。有之洞族孙张厚谷（字修甫）往见树柟。树柟谈及全集中尚少家书一门，似憾欠缺。厚谷即回家连夜伪造了家书一本送与树柟。初刻印行后为张权发觉撤除，故印本无家书。然刻板书坊抄有‘家书’副本，印为单行本以牟利，文字浅陋，谬误百出，实非之洞手笔。此事达骧亦知之，质问厚谷，但已无法收回了。”王树柟在《张文襄公全集》卷229 《家书》案语中说：张之洞“家书亦泰半散佚。今从其文孙修甫处续得数通，谨附于后，不复计其年月之先后也。”这个“修甫”，即是张厚谷的表字。联系到前面所引用的王树柟所说：“此三卷实自其族中某人处得来，不解何故。”这个“族中某人”当也是张厚谷。上海中央书店本《张之洞家书》在著者小史中也提到：“孙二人：一厚谷，现任奉天督导秘书。”其实，张之洞的孙子非仅二人，张厚谷也是族孙而非嫡孙。由上所述可知，《张之洞家书》的伪造者是张厚谷当可确定。张厚谷所伪造的那本家书，前两卷似乎就成为上海中央书店本的《张之洞家书》，后一卷被王树柟编入《张文襄公全集》卷229《家书》中。 但并不像张达骧所说“印本无家书”，1928年北平文华斋刊本《张文襄公全集》即有家书，被张之洞之子张燕卿（仁乐）、张范卿（仁蠡）发现，到1937年甘鹏云校印楚学精庐本《张文襄公全集》时，才删去了《家书》。

至此，伪造张之洞家书者为张厚谷，当可无疑，但此事至今仍有疑点。一是张厚谷作为张之洞族孙，对张之洞生平履历应当是清楚的，为什么伪造得那么离奇古怪，毫无根据？二是张厚谷伪造的张之洞家书，如何能到开办上海中央书店的江苏常熟人平襟亚手中，仍不清楚。是否存在平襟亚另起炉灶重新伪造的可能，即张之洞之子所说的“沪上赝作”？三是张达骧所说的“刻板书坊抄有‘家书’副本，印为单行本以牟利”，也似乎不可靠。因为，张厚谷伪造的张之洞家书，先送到王树柟家里，王树柟已看出破绽，删去两卷，仅用一卷，似乎不可能把三卷全都交给刻板书坊，刻板书坊怎么能“抄有‘家书’副本”？再则，刻印《张文襄公全集》的是北平文华斋，用的是雕版印刷的方式，而印行《张之洞家书》的是上海中央书店，用的是铅字排版机器印刷方式，两家南北相距千余里之遥，其中的情节如何，我们似乎已经无从考订了。（《历史研究》200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