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张之洞家书》考辨龙泉山人

现在刊布的张之洞家书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1929年北平文华斋刻本《张文襄公全集》中的《家书》（以下简称“全集本家书”），内容是致叔父、仲兄、子密等人的书札；二是现在比较通行的《张之洞家书》（以下简称“通行本家书”），内容是40通致、复双亲书和4通致、复儿子书。关于这两部分内容的真伪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刊载了秦进才先生的《<张之洞家书>辨伪》一文。秦先生从虚构人物、违反制度、时间混乱、编造履历、使用后世语言等方面详细分析了“通行本家书”，认为它并非出自张之洞之手，乃后人伪造；同时，秦先生还对“通行本家书”的伪造者及其传播源流进行了一番考证与分析。此外，秦先生在199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之洞全集》《家书》部分后的按语中认为，“全集本家书”也是伪造的。[①]关于“通行本家书”的真伪问题，秦先生的“后人伪造说”的观点无可置疑。不过，关于“通行本家书”的传播源流及其伪造者，笔者有不同看法。同时，笔者就“全集本家书”中的部分内容进行考辨，认为它们是可信的。

一 、“通行本家书”的传播源流辨

在考察“通行本家书”的传播源流时，秦先生认为：“首先传播《张之洞家书》的是上海中央书店，但笔者没有找到最初的版本。笔者看到的有中央书店1934年9月重印本、1935年10月第6版、1936年5月第7版等。1935年10月版增列丛书名《清朝十大名人家书》，也有时作‘清代名人’。”后面作者又认为：“上海中央书店版的《张之洞家书》，奠定了伪造的《张之洞家书》流传的基础，后经多次再版，流布甚广。”也就是说，上海中央书店是最早刊布《张之洞家书》的。中央书店最早出版家书的确切时间，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明确的材料，但是从秦先生所举该书有1934年9月重印本、1935年10月第6版、1936年5月第7版等版本的情况来看，该书在当时是比较畅销的，所以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屡屡再版重印，因此，可以断定，它的初印时间应该就在1934年前后。

国家图书馆分馆普通古籍馆藏中有一部铅印本《十大名家家书》。在该书的版权页上，书名题“十大名家家书”，出版时间题“民国十四年一月初十日付印、民国十四年二月初十日出版”，编辑者是“虞山襟霞阁主”，评校者是“衡阳秋痕楼主”，出版者和印刷者都是“上海共和书局”。不过该书并非全本，只存郑板桥、林则徐、曾国藩、彭玉麟、胡林翼、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等八家。其中《张之洞家书》的正文共37叶，每叶13行，行31字，卷端题“虞山襟霞阁主编次”，前有著者小史，内容包括40通致、复双亲书和4通致、复儿子书。无论是从编者，还是从内容以及编排情况来看，上海共和书店版《张之洞家书》与中央书店版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早在中央书店之前，就已经有共和书店刊布的《张之洞家书》。由于尚未发现更早的资料，我们可以确认，《张之洞家书》的最早出版时间应该是民国十四年，即1925年；最早出版者是上海共和书局，而不是上海中央书店。

二 、“通行本家书”乃张厚谷伪造辨

1929年，在《张文襄公全集》卷229《家书》的案语中，王树柟谈到自己从张厚谷处获得三卷家书，并没有说它们就是张厚谷伪造的。1937年，甘鹏云在《张文襄公全集校勘记·后记》中也只是解释了不印家书的原因，那就是张仁乐（燕卿）、张仁蠡（范卿）认为家书是沪上赝作。甘鹏云也没有明确指出张厚谷就是家书的伪造者。唯一明确指出张厚谷是家书伪造者的是张之洞的族孙张达骧。他在与李石孙先生合著的《张之洞事迹述闻》[②]一文中谈到，在张之洞去世后，“其后长子张权托王树柟（字晋卿）编定遗集。有之洞族孙张厚谷（字修甫）往见树柟。树柟谈及全集中尚少家书一门，似憾欠缺。厚谷即回家连夜伪造了家书一本送与树柟。初刻印行后为张权发觉撤除，故印本无家书。然刻板书坊抄有‘家书’副本，印为单行本以牟利，文字浅陋，谬误百出，实非之洞手笔。此事达骧亦知之，质问厚谷，但已无从收回了”。由于张达骧先生是张之洞族孙，按理出自他之手的材料应该比较可信。但是，张先生这段话的可信度却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秦先生已经对张先生的“然刻板书坊抄有‘家书’副本，印为单行本以牟利”这句话提出了疑问。经过考辨，笔者认为张先生“厚谷即回家连夜伪造了家书一本送与树柟”的观点值得怀疑。

从秦先生对通行本家书几个方面的分析来看，我们可以确定，伪造者是一个对清代科举制度一无所知、对张之洞及其家族知之甚少的人物。要不然，在伪造过程中就不会犯诸多常识性错误。尽管秦先生在文章中提出“至此，伪造张之洞家书者为张厚谷，当可无疑”，但同时也认为此事还存在三点疑问。结合有关文献，笔者觉得张厚谷伪造通行本家书的可能性不大。

首先，我们将通行本家书与全集本家书进行比较，很容易就会发现三点抵牾之处：

第一点，通行本3月22日致双亲书中张之洞报告自己的中式情况是“得中进士第四名，现已届殿试期矣”，而全集本第1通《致叔父》中则是“会试中式一百四十名贡士，覆试一等第一名，殿试一甲第三名进士，朝考一等第二名”，两者名次不相符。

第二点，通行本第三通致双亲书是报告自己中式情况，而全集本第15通《致仲兄》中称：“昨日探知先大夫请恤事，已于三月二十日奉旨：‘著交部照军营立功后病故例议恤。钦此。’顷托人在兵部探询恤典详悉如何，随后布闻。榜发后，弟幸获中式，适出范鹤生师之门。”中式时前者的双亲仍健在，而后者的父亲已故去。

第三点，通行本12月19日致双亲书中称“儿则既无兄弟，又丧妻室，仅一呱呱在抱之麟儿，又烦大人挈领”，全集本第3通《致兄文竹》中既提到“六弟”，也提到“子青五兄”，两者在有无兄弟上也不相同。

按照张先生和秦先生的观点，通行本与全集本都是张厚谷一人伪造的。这就让人费解了：为什么同出张厚谷之手的家书会出现如此自相矛盾的地方？更何况是“连夜伪造”？合理的解释是通行本与全集本出自两个不同的人之手，而不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

其次，在秦先生之前，刘路生先生发表了《<袁世凯家书>考伪》一文[③]、刘学照先生发表了《李鸿章家书辨伪》一文[④]。刘路生先生考辨的《袁世凯家书》“收录袁世凯的书信63函（内报告，宣言各一件），其中致亲戚者49函，其余11函，分致有关人士……襟霞阁主编次，1925年上海共和书局、1935年中央书局先后出版”，其内容与国图所藏《十大名家家书》的《袁世凯家书》完全相同。刘学照先生考辨的《李鸿章家书》最早的版本仅提到是1936年广益书局排印本，而且恰好国图的《十大名家家书》缺少《李鸿章家书》，因此还不能断定它与《张之洞家书》、《袁世凯家书》的关系[⑤]。不过如果我们比较这三种书的作伪痕迹、作伪手段，可以得出很多相同的特点出来：第一，作伪者对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的身世和家族成员情况不甚清楚，所以在才会出现各种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的现象；第二，作伪者对晚清的制度不甚了解；第三，作伪者在不自觉地使用了当时的语言。由于《张之洞家书》与《李鸿章家书》都是由上海共和书店于民国十四年首次出版，因此，两者的伪造者应该是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时代的人。

再次，我们通过了解张厚谷的生平情况可以判断通行本家书并非他伪造。国家图书馆分馆地方志与家谱文献中心收藏有一部民国26年（1937）铅印本《南皮张氏四门第十八支家谱》（以下简称《家谱》），其中有张厚谷的小传：

“原名龙瑞，字修府，亦字只斋，岁贡生，考取三江师范学堂舆地专门教习，前清江苏淮安府知府，民国二年特派视察贵州军政大员、彰武镇威大将军行署秘书长，东三省巡阅使署秘书长兼政务处处长，汉粤川铁路参赞代行督办事，东三省电政监督，江苏无锡县知事，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第一组组长兼冀察地方参议会筹备主任。著有《南皮张氏碧葭精舍印存》八卷，又《碧葭精舍印谱己巳集》一卷。光绪庚辰年五月十四日辰时生。”[⑥]

光绪庚辰年是1880年。到废除科举考试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厚谷已经二十七岁了。按照他的家庭背景以及当时的情景来看，此前张厚谷应该参与过举业，熟悉当时的科举考试制度。小传中的“岁贡生”可为佐证。如果通行本是张厚谷伪造的话，里面不应该在科举制度方面犯诸多常识性的错误。还有一点，也正是秦先生的疑惑，作为张之洞族孙的张厚谷应当比较了解张之洞的生平履历，至少不应该伪造出“儿则既无兄弟”的话语出来。从这两点来看，我觉得张厚谷伪造通行本家书的可能性不大。

最后，从家书的流传源流来分析，我们也可以发现家书并非张厚谷伪造的蛛丝马迹。正如上述第一部分所言，通行本家书早在民国十四年就已经在上海出版了，而《张文襄公全集》是在民国十七年才开始刊刻的，中间相差3年。尽管现在我们无法知道张厚谷给王树柟三卷家书的确切时间，但是，张先生所言“树柟谈及全集中尚少家书一门，似憾欠缺”的话语，似乎表明当时全集的编辑工作基本完成，等待付之梨枣。我们据此可以推测这个时间应该更接近民国十七年，早于民国十四年的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张厚谷给王树柟三卷家书的时候，通行本极有可能已经在上海出版发行了。

结合上述四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通行本家书系张厚谷伪造的可能性不大，极有可能如陈恭禄先生所言，是骗取稿费的文人或贪图利润的书贾所为。

武昌蛇山首义公园内抱冰堂（张之洞晚号抱冰）。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调任军机大臣离鄂，其在鄂门生、僚属建此堂以存纪念。1953年曾进行修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