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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鹤章(1) （哀悼曾国藩(2)） 【原文】 曾涤生师自九江劳师，旋回南昌(3)，遽以病入膏肓(4)，扁、卢束手，而于十二月十六日寿终。予谥文正(5)。 呜呼！吾师讲义理学(6)，宗尚考据(7)，治古文辞(8)，谋国之忠，知人之明，昭昭如日月(9)。生平公牍私函，无一欺饰语(10)；治军行政，务求踏实。或筹议稍迂，成功转奇(11)。发端至难，取效甚远(12)。凡规划天下事，鲜不效者(13)。竟以天下慭遗，黯然长逝(14)。中流失柱，滔滔如何(15)！兄等后学，隐鹄是依(16)，提之携之，端在元老(17)。一朝仙去，不复归来。为公为私，肝肠寸裂！ 兄本为文哭之，无如一字落墨，泪寄千行，不得成句读(18)，而为之搁笔者再(19)。日来心绪稍宁，作联以哭之云：“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宣添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20)。吾弟居家无事，可以涤生夫子生平事迹，为我代草一篇，以尽阿兄师生之谊。 (1)鹤章：李鸿章三弟，1825—1880。廪贡生出身。《庐州府志》上称他“生而英毅，自幼读书，颖迈不群”，博通经史。在屡试不第后，应父命兴办团练，在与太平军作战中屡建战功，赐黄马褂，授甘肃甘凉道，死后朝廷在立功地建专祠。著有《浮槎山人文集》。 (2)曾国藩：见“历代著名家教家书（五）曾国藩家训”介绍。 (3)曾涤生师自九江劳师，旋回南昌：曾国藩老师去九江慰问驻军，很快回到南昌（突然生病）。涤生：曾国藩字；劳师：犒赏部队，这里是指驻在九江的水师。按：这段记载与史实有误：同治十年9月，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视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11月抵上海，23日在沪设宴庆祝61岁生日。第二年3月，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3月12日，午后在南京的两江总督署西花圃内散步，突发脚麻，其子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李鸿章此时远在天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当时信息不像今日方便，传闻细节上有误。 (5)予谥文正：朝廷给予的谥号是“文正”。 谥（shì）号：古代君主、诸侯、大臣、后妃等去世后，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评定褒贬，而给予一个带有评判性质的称号。 (6)讲义理学：信奉讲授理学。理学：又称道学，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儒家哲学学派。由北宋程颢、程颐建立，南宋朱熹集其大成。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持续时间很长，社会影响很大。 (7)宗尚考据：治学中崇尚考据。考据：亦称为考证，清代学者在治学中考订史料的方法，大体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训访、辑佚等方面的内容。清代学者在治学中，厌恶宋明理学的空疏，主张学习汉代学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阐明典籍的古义。因此考据学又称为朴学、汉学，以区别于宋学。考据学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顶盛，出现了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代表人物，被称为乾嘉学派。 (8)治古文辞：清代中叶，以桐城人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他们继承唐宋古文运动精神，反对只讲究形式和辞藻的骈文，提出“义理、考据、辞章”相结合的创作主张，在文学史上被称为“桐城派”。曾国藩所代表的“湘乡派”即是桐城派的一个支派。 (9)昭昭如日月：像日月悬空那样明亮显著。 (10)生平公牍私函，无一欺饰语：一生写的无论是公文报告还是私人信件，皆实事求是，没有一点粉饰或假话。 (11)或筹议稍迂，成功转奇：在筹划商讨过程之中也许比较保守，但在实施时取得的效果却非常惊人。这里委婉地说出曾国藩在实施计划过程中善于听从别人意见。筹议：谋划、商量；迂：保守、迂阔。 (12)发端至难，取效甚远：开始时往往非常困难，但最后取得的成果却影响深远。这里是指曾国藩率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 (13)凡规划天下事，鲜不效者：他所规划设计的天下大事，很少有不见成效的。鲜：很少。 (14)竟以天下慭遗，黯然长逝：前代遗留的天下元老重臣，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慭遗（yìn yí）特指前代留下的元老。语出《诗·小雅·十月之交》：“不愸遗一老，俾守我王”；黯（àn）然：心怀沮丧，情绪低落的样子。 (15)中流失柱，滔滔如何：失去这样的中流砥柱，今后如何来应对滔滔洪水呢？这是对成语“中流砥柱”的化用。 (16)兄等后学，隐鹄是依：使我这样的后学，能依附曾师这样的贤者，从他那儿得到教诲。隐鹄（hú）：指隐居的贤者。三国时期魏国邓艾和东吴的陆云的别号分别是伏鸾、隐鹄，后泛指隐居的贤人。 (17)提之携之，端在元老：自己在仕途上也靠曾师这样的元老重臣提携。 (18)不成句读，写不成完整文章，并非指今日的标点符号句号和逗号。古人写文章在文辞语意已尽处为“句”，未尽而须停顿处为“读”。 书面上分别用用圈（“。”）和点（“、”）来标志。 (19)而为之搁笔者再：再三停笔写不下去。 (20)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宣添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这幅对联的上联是说自己和曾国藩的关系：当了曾老师近三十年学生，现在老师去世了，但他的道德文章却由弟子们继承下去，自己即是曾老师的最老的学生。薪尽火传：即“薪火相传”的变化用法。柴烧尽了，火种却流传下去。筑宣：即筑萱（xuān）。萱，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古人用“萱椿”指代父母。这里是说曾师像自己的父母一样。添：即“忝”，谦辞，有辱，有愧于。如“忝列门墙，愧在师门” (21)兄久不得瀚章哥来书 ：我很久没有收到哥哥瀚章的来信。瀚章：李鸿章的大哥。1821－1899，字筱泉，一作小泉，晚年自号钝叟。进士出身，，曾任湖广总督、云贵总督等封疆大吏，谥勤恪，后人多尊称为李勤恪公。此时李瀚章在湖广总督任上。 (22)未卜家中得音信无间否：不知道家中是否收到他一切安好的消息。未卜：不知道。无间：音译作“阿鼻”；原意为八热地狱之第八层，为最苦处。这里指一切安好。 (23)桑梓状况，望不嫌其详，写信告我：希望将家乡的一切，详详细细地写信告诉我。桑梓：古代常在家屋旁栽种桑树和梓树。又说家乡的桑树和梓树是父母种的，要对它表示敬意。后人用“桑梓”比喻故乡。 同治九年（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平民张汶祥刺杀于后，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前往南京审理该案。同治十年（1871）9月，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视察沿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11月抵上海，23日在沪设宴庆祝61岁生日。第二年3月，时发脚麻之症，说不出话。3月12日午后在南京的两江总督署西花圃内散步，突发脚麻，其子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是月，清廷闻讣，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此时李鸿章在天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闻此噩耗后，即致书曾国藩的两位公子曾纪泽、曾纪鸿，痛表哀悼。他说：“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并写挽联中痛悼：“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表达自己作为门生对老师的教诲和提携感恩不尽，也高度赞扬了曾国藩作为一代名臣安内攘外的不世殊勋。这封给三弟鹤章的家书，也是这一基调，再次表达了李鸿章对老师的仰慕和感激之情。 李鸿章是位文章高手，年轻时又在曾国藩帐下当幕僚，受过严格的文字训练。从上面选的《示儿·谈派人出洋学艺道理》和《谕玉侄·论古今中外五伦之异同》来看，即使是无需讲究文法的家信，也是说理非常充分，逻辑十分严密。如《示儿·谈派人出洋学艺道理》从国家现状“国事日非”，自己作为执政之一“虽竭力谋强盛，然未见效”谈起，指出变革图强已是当务之急。但如何变革图强？如何向西方学习，信中层层推进，设问答疑，使“拟选子弟出洋学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让国人皆知。但此信却写得颠三倒四，翻来覆去倾吐对曾国藩逝去的痛惜之情。其原因即是信中所说的“一字落墨，泪寄千行，不得成句读，而为之搁笔者再”，只好请弟弟“代草一篇”祭文，“以尽阿兄师生之谊”。 这种哀痛绝非官场应酬，无疑是发自内心。因为李鸿章与曾国藩不仅仅是师生，世家通好加上师生、主宾、上下级、同僚等多重关系：两人一同平定太平天国、東捻、西捻，开创所谓“同光中兴”，又一同推行洋务运动，变革图强。曾国藩死前一年的同治十年（1871）8月19日，曾国藩还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要求朝廷直接派遣青少年去西方留学，直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来富国强兵。就在曾国藩去世一个月前的同治十一年2月12日，两人又再次领衔会奏，促请“派遣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可见曾国藩不仅是李鸿章的恩师，对李有教诲、提携之恩，两人也是平定国乱中并肩作战的战友，更是教育救国和洋务运动的并立柱石。所以李鸿章在给三弟的信中所说的一切，虽然絮絮不已，但皆有根有据，并非粉饰徒夸。如信中称赞曾国藩有“知人之明，昭昭如日月”“生平公牍私函，无一欺饰语；治军行政，务求踏实。或筹议稍迂，成功转奇”皆有事实作为依据，而且其中就有李鸿章本人的经历和感受。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是戊戌年（1838）进士，因此有“同年”之谊。李鸿章在未中进士之前，与其兄李瀚章都曾以“年家子”身份投靠曾国藩门下，拜曾为师，学习八股文、试帖诗和“义理经世之学”。1845年李鸿章参加恩科会试，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同考官。李鸿章虽然没有考中，但诗文却得到曾的赏识。李鸿章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自己“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因师事之，而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学”。曾国藩曾对李文安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也向人表示自己从前也当过其他将帅的幕僚，但“芒无指归”，入曾幕才“如识南针，获益匪浅”。在曾幕，在曾国藩的耳提面命之下，办理行文、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奏章，进步很快。曾国藩最负盛名的参折《参翁同书片》，即出自李鸿章之手。当时，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是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老师，历任工部、户部尚书翁心存长子，其弟即大名鼎鼎的翁同龢。这道参折指责翁同书举措不当、守城不力、弃城而逃，应予严惩。以翁家的权势，要将其扳倒谈何容易，所以曾国藩极其重视，要文案房多拟几份草稿备选。在好几份草稿中，他选中李鸿章稿。如此重要之折，却只区区不到六百字，可谓字字千钧，句句见血。此折历数翁同书忠奸不辨、误用歹人、措置失当、贪生怕死、连失两城的罪状，然后指出翁的几道奏折的自相矛盾之处，反驳他的种种自辩，令其无继续辩解的任何余地。此折最后写道：翁同书有如此行为“岂宜逍遥法外？应请旨即将翁同书革职拿问，敕下王大臣九卿会同刑部议罪，以肃军纪而昭炯戒。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一句“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即将朝廷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本想“瞻顾迁就”从轻发落的“后路”封死，委实老辣。朝廷只得并不情愿地按规定将翁同书判“拟斩监候”。可见李鸿章在信中所说的“兄等后学，隐鹄是依(17)，提之携之，端在元老”皆是有感而发。其实，就在这封寻常的家信也可看出李鸿章文笔的老辣和思路的缜密。信的开头说：“曾涤生师自九江劳师，旋回南昌，遽以病入膏肓”。这段记录与事实有讹误，前面已加叙。但为什么有讹误？可能与李鸿章此时远在天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当时信息不像今日方便，传闻有误有关。但也可能将曾国藩的去世径自与巡查沿江水陆各营防务和劳军对接，更显得曾国藩是忠于王事，是因公殉职。况且，曾国藩也确实劳军至上年底，之后“遽以病入膏肓”也不是虚妄之言。可见其下笔老辣周密。 但是，曾国藩对这位得意门生有严加管束，没有丝毫迁就。曾国藩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很早就起床查营，然后在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或谈一天工作安排或随意谈天说地。初到曾国藩幕时，比较懒散的李鸿章很不适应这种规律、刻板的生活，深以为苦。一天早晨，他以头痛为名想多睡一会儿，但曾国藩知道他是装病多睡，所以几次派人请李鸿章起来一起吃饭，最后告李必须所有幕僚全都到齐才开饭，李鸿章匆忙披衣“踉跄前往”。曾国藩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严肃地教训他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罢生气地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还有一件事：在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做直隶总督时，曾向曾国藩请教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曾国藩只是以手捋须，很久才盯着李鸿章说就是一个“诚”字。李鸿章后来对人说：“我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所以，李鸿章在信中所说的曾国藩“生平公牍私函，无一欺饰语”实是有感而发，绝非虚妄捧场之语。 至于“筹议稍迂，成功转奇”也有事实支撑：如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皇帝在逃往热河途中下令驻守在安徽祁门的曾国藩派湘军精锐鲍超部北上救援。接到命令后，曾国藩左右为难，举棋不定。北上“勤王”责无旁贷，如不北上护主，将被责为天下罪人；但此时正是剿杀太平军的关键时刻，一旦抽掉精锐，于战局大有影响，而且这时正值徽州失守、祁门危急之时。曾国藩急得几个晚上不能入眠，于是令下属每人提一方案，结果几乎都主张北上“勤王”，但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不同意调兵北上。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已在北京城下，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调兵北上保卫京城已毫无意义；而且英法联军侵略最终将“金帛议和”了事，真正威胁清王朝的还是太平军。李鸿章比清廷更早看出这一点，眼光确非寻常。他进一步论述湘军镇压太平军是关系“天下安危”之事，对北上驶援应“按兵请旨”，静观局势变化。经过仔细权衡，曾国藩认为李说确有道理，于是采用此议。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就接到“和议”已成，不必北援的命令。至于“发端至难，取效甚远”则可以用曾国藩湘军起家时，被太平军打得丢盔卸甲，自己要投湖自尽。但最终却围剿成功，消灭了太平军。 信的最后提到瀚章之事。由哀悼老师转为家事，两者之间也有某种内在关联，因为李瀚章与曾国藩渊源很深。他以拔贡朝考出曾国藩门下，初为湖南知县。曾国藩建湘军之初，即奏调瀚章至江西南昌综理粮秣。瀚章遂偕其母、弟辈移家于南昌，长期在曾国藩的帐下效力。曾国藩去世后，李瀚章编定《曾文正公全集》，并校订《曾国藩年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