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诸子（告诫勿恃傲慢，勿尚奢华）

余家托赖祖宗积德，始能子孙世代居官，唯我秩禄最高（1）。自问学业无进，天爵未修（2），竟得位居宗伯（3），只恐累代积福，至余发泄尽矣（4）！所以居下位时（5），放浪形骸，不修边幅（6）。官阶日益进，心忧日益深。古语不云乎：“路愈高者陷愈深”。居恒用是兢兢（7），自奉日守节俭：非宴客不食海味，非祭祀不许杀生（8）。余年过知命（9），位列尚书（10），禄寿亦云厚矣！不必再事戒杀修善，盖为子孙留些余地耳（11）。

尝见世禄之家，其盛焉位高势重，生杀予夺（12），率意妄行，固一世之雄也。及其衰焉，其子若孙，始则任赌滥嫖，终则卧草乞丐（13）。乃父之尊荣安在哉！此非余故作危言耸听，吾昔年所购钱氏旧宅，今已改作吾宗祠者，近闻钱氏子孙已沦为叫花（14），其父不是曾为显宦者乎！尔辈睹之，宜作前车之鉴。后来只能睡在乱草中以乞讨为生，勿恃傲谩，勿尚奢华（15）。遇贫苦者宜赒恤之（16）。并宜服劳（17）。吾特购良田百亩，雇工种植。欲使尔等随时学稼，将来得为安分农民，便是余之肖子。纪氏之鬼，未不馁矣（18）！尔等勿谓春耕夏苗，胼手胝足，（19）乃属贱丈夫之事。可知农居四民之首，士为四民之末（20）。农夫披星戴月，竭尽全力以养天下之人。世无农夫，人皆饿死，乌可贱视之乎！

戒之！戒之！
 
【注释】

（1）余家托赖祖宗积德，始能子孙世代居官，唯我秩禄最高：我家由于祖宗积德，因此子孙们能世代为官，其中唯有我的官阶最高，俸禄最多。按：纪昀曾祖父纪钰，监生，刑部江苏司郎中；祖父纪天澄，监生，考职县丞；父亲纪容舒，恩科举人，历任户部四川、山东二司郎中，云南姚安知府，都察院左都御史。所以纪昀在信中说“子孙世代居官”。纪昀一生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写此信时也已担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所以说家族中“唯我秩禄最高”。

（2）天爵未修：也没有修炼得到高尚的道德修养。天爵：天然的爵位，指高尚的道德修养。因德高则受人尊敬﹐胜于有爵位﹐故称。语出《孟子》：“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

（3）宗伯：官职名，是西周时期设置的官职。位次三公，为六卿之一。后世以大宗伯代称礼部尚书，以小宗伯代称礼部侍郎。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完成，担任总纂官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所以纪昀在家信中说“竟得位居宗伯”。

（4）只恐累代积福，至余发泄尽矣：恐怕是列祖列宗数代积下的福泽，在我这里用光了。

（5）居下位时：官位低的时候。

（6）放浪形骸，不修边幅：指行动不受世俗礼节的束缚，衣着随便，不拘小节。前者出自王羲之《兰亭集序》：“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边幅：布帛的边缘，比喻人的衣着、仪表。

（7）古语不云乎：“路愈高者陷愈深”，居恒用是兢兢：古人不是说：爬得越高风险就越大。所以我日常家居总是兢兢业业。

（8）自奉日守节俭，非宴客不食海味，非祭祀不许杀生：每天都奉行节约俭朴的原则：不是宴请客人就不吃海味，如果没有祭祀就不随便杀鸡宰鸭。

（9）余年过知命：我年龄已超过五十岁。《论语》：“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10）位列尚书：官职已是尚书。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完成，担任总纂官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

（11）禄寿亦云厚矣！不必再事戒杀修善，盖为子孙留些余地耳：我的官职已经很高，也算长寿了，按说不必再没有祭祀就不随便杀鸡宰鸭和做善事修行。之所以仍旧如此，只是为子孙多积一些德罢了。

（12）生杀予夺：掌握生死、赏罚大权。唐代杜牧《上宣州崔大夫书》：“今藩镇之贵；土地兵甲；生杀予夺；在一出口。”

（13）终则卧草乞丐：后来只能睡在乱草中以乞讨为生。

（14）叫花：乞丐的俗称。

（15）勿恃傲谩，勿尚奢华：不要仗恃家庭高位对人傲慢无礼，也不要追求奢华。傲谩：同“傲慢”。

（16）赒恤（zhōuxù），亦作“周恤”，周济救助。

（17）并宜服劳：并且应该参加劳动。

（18）纪氏之鬼，未不馁矣：纪家变为鬼魂的列祖列宗，就不会饿饭了。这句话的含义是：纪家后人若能做安分农民，就不会沦为卧草乞丐，祖宗就有人定时祭祀，就不会饿饭。

（19）胼（pián）手胝（zhī）足：长期从事体力劳动，手脚生茧。语出《荀子·子道》：“耕耘树艺，手足胼胝以养其亲”。胼（pián）胝（zhī）：皆指辛勤劳动而产生的老茧。

（20）农居四民之首，士为四民之末：四民指“士、农、工、商”这四种小农经济社会的主要社会成分出自《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一般的顺序是“士、农、工、商”，如《汉书·食货志上》：“士、农、工、商，四民有业”。纪昀为了强调农夫重要，比读书人重要，特意颠倒为“农居四民之首，士为四民之末”。
 
【翻译】

我们家由于祖宗积德，因此子孙们能世代为官，其中唯有我的官阶最高，俸禄最多。可是我知道自己没有多大的学问，也没有修炼得到高尚的道德修养修，现在居然是小宗伯礼部侍郎了，只怕是几代人所积下的福分到我这儿已用尽了啊。所以我做小官的时候，行动不受世俗礼节的束缚，衣着随便，不拘小节。随着官位一天天上升，我心中的担忧也一天天地加深。古人不是说：爬得越高风险就越大。所以我日常家居总是兢兢业业。每天都奉行节约俭朴的原则：不是宴请客人就不吃海味，如果没有祭祀就不随便杀鸡宰鸭。我已经过年过五十，官居尚书，俸禄很多，也算长寿了，按说不必再没有祭祀就不随便杀鸡宰鸭和做善事修行。之所以仍旧如此，只是为子孙多积一些德罢了。有些世代吃俸禄的人家，在官运亨通的时候位高势重，掌握生死、赏罚大权。一意孤行不加考虑，成为一个时期引人注目的人物。等家道衰落的时候，他的子孙们，开始时狂赌滥嫖，后来只能睡在乱草中以乞讨为生，此时他们父辈们的尊荣又在哪里呢？这并不是我故意在危言耸听。我以前所买的钱氏的旧宅院，现在已改成了纪氏家庙。近来听说钱家的儿子已沦落为叫花子，那他的父亲曾经不也是很显贵的官宦吗？孩子们看到这个例子，应该把它们作为前车之鉴才对呀，不要傲慢无礼，也不要追求奢华，遇到贫苦的人应当周济救助他们，并且你们应当参加劳动。我专门买了几百亩的田地，雇别人耕种，也是打算你们随时能学习种田，将来能成为安分的农民，这就是我的好儿子了，我们家的祖先也可以永远得到祭祀，不至于受饿。你们不要认为春耕夏苗，手脚上长茧子，这只是地位低下的人做的事儿。你们可曾知道，农民地位是社会各类人的首位，读书人却是末位。农民们披星戴月，竭尽全力劳动，才养活了天下的人。如果世界上没有农夫，人们都会饿死，怎么能看不起他们呢？一定要警戒自己啊。
 
【简评】

纪晓岚一共有四子。长子纪汝佶（1743—1768），字御调，又字侠如。十分聪明，乾隆三十年（1765）在河北乡试中夺魁。但纪晓岚被发配新疆后，纪汝佶变得精神颓废，25岁郁郁而亡。次子纪汝传（1747—1777年），字绪承。当过江西南昌、九江等府通判。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月，汝传在九江府通判任上因渎职拖欠赋税而犯法，纪昀受牵连，吏部决定将其降职调任。乾隆知道后改判为降三级留任。嘉庆八年（1803）纪昀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国子监事。父贵子荣，汝传也提升为滇南知府。三子纪汝似（1766—卒年不详），字象庭。曾捐广东候补东莞县丞。四子纪汝亿，生卒年不详，字万斯。事迹亦不可考。

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完成，担任总纂官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在这封家信中，纪昀说他“年过知命，位列尚书”。由此看来，纪昀写此信应在乾隆四十七年之后不久。时年八十岁。此时大儿纪汝佶早已去世，二儿纪汝传三十五岁，三儿纪汝似十六岁，四儿纪汝亿年岁不可考。

这封家信虽是训诫诸子，实际上反映了纪昀的几乎全部人生观，包括看待对待自己的成功，如何对待自己的的地位，如何居家节俭，如何教育子女，如何看待农民和体力劳动。

这也是几乎所有成功者共同的观念和处理家庭关系、训诫子女的共同原则，如他认为自己能身居高位，完全是“托赖祖宗积德”，自己是“自问学业无进，天爵未修，竟得位居宗伯”，并且有种危机感：“只恐累代积福，至余发泄尽矣”。至于如何看待自己的权势，他认为要接受“世禄之家”的教训，不能因为“位高势重，生杀予夺”就“率意妄行”，告诫自己要“居恒用是兢兢自奉日守节俭”，“戒杀修善，盖为子孙留些余地”。对于诸子，更是告诫他们要接受“前车之鉴”，“勿恃傲谩，勿尚奢华”，周济贫苦，并宜服劳。不要轻视农民：“勿谓春耕夏苗，胼手胝足，乃属贱丈夫之事”，而且将农民尊至“四民之首”，认为“世无农夫，人皆饿死，乌可贱视之乎”！

必须强调的是：这些观点主张，不仅表现了纪昀做人的品格和进步的社会观，也是值得今天高官显宦及其子弟们引为楷模的，这也是几乎所有成功者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所在，也几乎是这些名人家信中都一致强调的，如：左宗棠特别注意教育儿子做人低调，莫以家庭地位骄人，莫学流俗纨绔之气。他在给长子孝威的信中说：“尔曹学业未成，遽忝科目，人以世家子弟相待，规益之言少入于耳，易长矜夸之气，惧流俗纨绔之气，将自此而开也。”要求三子孝勋“尔勿以此妄自矜宠，使人轻尔”他要求儿子勤勉节俭，审言慎行：“尔年轻学浅无阅历，凡事以少开口莫高兴为主。记之！记之！”张之洞《与儿子书（训诫用功）》勿自以为贵介子弟，而漫不经心，此则非余之所望于尔。曾国藩在《治家》中则强调节俭和勤劳：“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家中养鱼、养狗、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家门太盛，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人人须记此二语也”；“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也忧以奢侈为要义。”

左宗棠和林则徐在家信中都特别强调耕读务本，同样尊农民为“四民之首”，像纪昀一样，置田买地，要诸子学稼穑：“吾平生志在务本，耕读而外别无所尚。“子孙能学吾之耕读为业，务本为怀，吾心慰矣”；“随工人以学习耕作，黎明即起，终日勤动而不知倦，便是田园之好弟子。”（左宗棠《庚辰与孝宽同诸子（谕宜以耕读为本）》）；“盖农居四民之首，为世间第一等高贵之人。所以余在江苏时，即嘱尔母购置北郭隙地，建筑别墅，并收买四围粮田四十亩，自行雇工耕种，即为尔与拱儿预为学稼之谋”。（林则徐《训次儿聪彝》）

郑板桥和李鸿章则强调感恩报德、济老扶贫：郑板桥《范县署中寄舒弟墨》也像纪昀在信中所说的那样：自己为官作宦，是将“众人之富贵福泽，我一人夺之也。于心安乎？不安乎？可怜我东门人取鱼捞虾，撑船结网，破屋中吃秕糠啜麦粥，搴取荇叶蕴头蒋角煮之，旁贴荞麦锅饼，便是美食，幼儿女争吵，每一念及，真食泪欲落也”他告诉弟弟：“汝持俸钱南归，可挨家比户，逐一散给，南门六家，竹横港十八家，下佃一家，派虽远，亦是一脉，皆当有所分惠”。李鸿章在《致鹤章弟（关于周济亲族事）》中亦交代弟弟：“今周姻太伯之后，亦如吾祖父之穷困，亟应筹款接济，以报昔日之功。今特命使者携银五十两送去暂济涸辙。至吾祖父所欠未偿者，兄至年终当更筹百两。吾弟景况亦非昔比，当可分任其劳。至大哥处，兄已去信也。五兄弟四人，将来能集资十万，仿范文正之例，开办义庄，庶族中贫有养孤有教也”。感恩，是宗教的本源，也是做人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