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

同治十二年三月十二，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去世。长期与曾国藩相左的左宗棠闻讯后写了一幅著名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表白心迹，奉上丧银四百两。又写下这封给长子孝威的家信，进一步剖白与曾国藩之间矛盾的性质、原因以及自己的处事原则。因自己正在新疆用兵，分身乏术，要长子代替自己临江拜祭，并写一篇诔文来解释和辩白两人争执的原因，并表达自己的尊崇之意。

曾左失和，晚清政坛人人皆知。按说两人为湖南小同乡，一出湘乡，一出湘阴，出身相似，年龄相近，仅相差一岁。更主要的两人皆是湘军主要将领，共同平定太平天国，共同剿捻，同为中兴名臣。又皆主张学习西方、富国强兵，皆为洋务运动领袖人物。应当像左宗棠在挽联中所云“同心若金”的。但实际上却势若水火。究其原因，固然很多：有性格上的不同，也有才气上的互不服输，家族利益上的冲突。左宗棠性格外向而刚健，“喜自负，每与友人书，自署老亮，以武侯自比，且曰今亮或胜古亮。刚厉介之操，自号曰‘忠介先生’”（《左文囊公事略》）所以与曾国藩相处，处处争锋，绝不相让：曾国藩在一封赏赐郎中的帖子中有“右仰”二字。这本是书札中常用的客套话，因古人以“右”为上。但当时身为曾国藩幕僚的左宗棠看后很不高兴，认为曾国藩是在暗示他要屈服：“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于是“嫌隙由是而生，其后竟如水火”。据说曾国藩曾出一上联指责作为幕僚的左宗棠老是与他唱反调，其中嵌入左宗棠的姓和字：“季子何言高，与我意见大相左？”左宗棠字季高，故联语中嵌其字以开涮。左宗棠也毫不示弱，立即回敬一联：“藩臣堪误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联中亦嵌了曾国藩的名字，而且“上升到政治高度”甚至到了曾国藩去世，谥号“文正”，他也恼火“他都谥了‘文正’，我们将来不要谥‘武邪’么”。 曾左失和，也夹有家族利益上的冲突：曾国藩起家举办团练时，因经费不足，厉行捐输，“令故总督陶澍家倡输万金，以率先乡人”（《湘军志》）。陶澍是左宗棠伯乐，左宗棠将陶澍唯一的五岁遗孤陶桄教育成人，并将长女嫁给陶桄，因此不满曾国藩此举，极力从中作梗。曾左结怨即由此而始。

相反，曾国藩性格内向而富于韧性，其格言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为人宽宏大度，不念旧恶，两人在数十年的交往中，曾国藩数次举荐左宗棠，乃至保护这位罕见之才涉险度难。左宗棠在湖南为巡抚骆秉章主持幕务时曾发生“总兵樊燮京控案”（见前《致孝威、孝宽》简评）当时湖广总督官文投井下石，趁机陷害左宗棠。朝廷降谕：“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郭嵩焘、潘祖荫出面奏保。朝廷“特旨询曾公国藩”，曾国藩亦不念前嫌，奏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惟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反对治罪左宗棠。结果咸丰皇帝非但没有治罪，反而升他为四品京堂，并下旨将樊燮革职，勒令回乡。一场政治风波于是化险为夷。咸丰六年，左宗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助其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曾国藩上奏朝廷保举左宗棠，结果左被任命为兵部郎中，并赏戴花翎，正式走上仕途。后左宗棠率军攻陷太平军占领的杭州，曾国藩又奏保他为浙江巡抚。结果倔强的左宗棠不但不承情，反而骂曾国藩虚伪，是理学的伪道士，而且骂得没完没了，骂出了习惯，也骂成了症候，还不时捎带上李鸿章、沈葆桢。他在西北有个下级曾记载他几次拜访左宗棠，欲汇报工作，而左宗棠只管骂曾国藩，让他简直插不上嘴：“吾初谒左相，甫寒暄数语，引及西陲之事，左相即自述西陲功绩，剌剌不能休，令人无可插话。旋骂曾文正公，语尚未畅，差弁侍者见日已旰，即举茶杯置左相手中，并唱送客二字，吾乃不得不出。翌日，左相具柬招饮，方谓可乘间言地方公事矣。乃甫入座，即骂曾文正公，迄终席，言尚如泉涌也。既撤席，吾又不得不出。越数日，禀辞，左相始则骂曾文正公，继则述西陲之事，终乃兼骂合肥李相及沈文肃公。然其意若谓本不如己远甚，初无待其力攻也。侍者复唱送客，吾于起立时，方欲陈地方事数语，左相复引及西陲之事，吾乃疾趋而出云。”

但正如左宗棠在这封家信中所说的：“吾与侯有争者国势兵略，非争权竟势比”“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两人的争执多源于治国、用兵举措上的分歧，或是对人生价值的不同认知：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正率湘军与太平军在江西鏖战父亲病故。作为理学名家，曾国藩闻讣后，没有等朝廷准旨便回籍奔丧。朝议颇不以为然，加之“左恪靖（宗棠）在骆文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翕然和之”（《水窗春呓》）。曾左关系更趋紧张。左宗棠在被曾保举任浙江巡抚后不久，认为曾国藩“才略太欠”、“恐终非勘乱之人”，难以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决心独树一帜，“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家书》），再度与曾闹不和。江西巡抚沈葆桢因粮饷同曾国藩争执，左与之联成一气，结成左沈集团。朝廷则有意扶植左沈势力，提升左为闽浙总督，利用左曾矛盾以削弱曾。于是，曾左矛盾在咸丰六年被任命为兵部郎中，一度平静之后骤然再起。更为火上加油的是：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病故，幼主洪福继位。7月13日，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率先攻陷天京，曾国藩上报洪秀全已死，幼天王洪福也死。朝廷大为高兴，赏曾国藩加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但左宗棠却来败兴，上疏说幼天王没死，逃跑了（实际上是逃跑后被捕杀），曾国藩是谎报军情，结果曾国藩被皇帝下旨严责。曾国藩疑左宗棠“张皇其辞而怒，特疏诋之”，而左亦“具疏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昂，亦颇诋公（曾）。”未几，幼天王被俘，而曾左之怨卒不解，“遂彼此绝音问”。曾国藩愤愤不平地对人说：“我生平以诚自信，而彼乃罪我为欺，故此心不免耿耿”（《庸闻笔记》）。此后，曾对左多有攻击之辞，而左则以牙还牙，“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文正”（《左文囊公晚年斗意气》）。曾左关系，至此恶化。

由于在海防、陆防的李鸿章与左宗棠之争中，曾国藩支持左宗棠，又将湘军精锐刘松山部交给左宗棠支持其平定新疆。西征问题上共同的立场，使曾左达成某种谅解，交恶数年，双方关系又开始缓和。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在如何处理教案问题上，曾、左又产生了分歧。总理衙门征询左宗棠的意见，左认为教案事出有因，不应惩办无辜百姓及府县官吏，“致失人和”。曾国藩则视此类言论为“局外无识之浮议”，害怕外国人借口挑起兵端，坚持既定的委曲求全的办案方针，致使对外赔款数十万两白银，津民十六人枉死刀下。事后左宗棠谴责曾国藩道：“曾侯相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何能不为所撼……，彼张皇夷情，挟以为重，与严索抵偿，重赔恤费者，独何心欲？”（《书牍》卷11）左宗棠的谴责和舆论的压力，使曾国藩意识到自己的处置“多不惬舆情”，深感“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作为亡羊补牢之举，曾提出：“吾辈任疆圻者，唯当练兵训士，储备人才，修造轮船，设立炮台，隐图自强之策，庶有补于万一耳”（《未刊信稿》）。曾国藩既有了自责之意，曾左也就没有因津案一事再度交恶。

由此看来，两人的分歧争执，主要多是源于治国、用兵举措上的分歧，或是对人生价值的不同认知。正如这封家信中所言：“吾与侯有争者国势兵略，非争权竟势比”两人之间“攻错若石”，还是为了“相期毋负平生”。就像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评价那样：“他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种情况，曾、左之间也并非首开先河。宋仁宗时，韩琦和富弼皆是“庆历新政”的中坚，但两人负气相背而行，绝无交往，甚至韩琦去世，富弼也没去吊唁，比左宗棠更为偏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