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曾左二人在治国理政尤其是在平定内乱外患上，还是互相支援、互相礼重的：咸丰六年，曾国藩率部攻打被太平军占领的武昌，左宗棠不计曾要陶澍家“倡输万金”的前嫌，接济军饷助攻武昌。武昌攻下后，曾国藩向朝廷保举，左被任命为兵部郎中，从此走上仕途。曾国藩在奏章中称赞左宗棠能 “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奏稿》卷10）。为了使左不致推让，曾写信给左云：“弟之调度，远不如兄，无所庸其谦也”（《书札》卷14）。左宗棠想亲自率兵，曾国藩允其募兵五千援皖，左因此独立成军。后左宗棠率军攻陷太平军占领的杭州，曾国藩又奏保他为浙江巡抚。左宗棠在任上与太平军李世贤大军鏖战，先后攻陷金华、绍兴、衢州等地，同治二年（1863）因功升闽浙总督。同治三年3月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论功，封一等恪靖伯。这与曾国藩慧眼识人和心无私偏不无关系。曾国藩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尤其是在左宗棠与李鸿章海防、陆防的之争中，曾国藩从国家安全出发，不去支持世家之好（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是同榜进士）和李是他的学生，转而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在此之前，左颇有后顾之忧，对人说：“我既与曾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扼我饷源，败我功也”（《南亭笔记》）。然而，曾国藩心系国家，不念旧恶，不仅竭力协济粮饷，而且将湘军统领刘松山的部队全部交给左宗棠指挥，让左宗棠大为感动。光绪三年（1877）刘松山侄刘锦棠率军一举攻克达坂城，并直下托克逊；刘锦棠部将罗长枯又与徐占彪、孙金彪两军三面会攻收复吐鲁番，阿古柏在绝望中服毒而死。光绪四年，刘锦棠部攻陷英吉沙尔、和田，收复天山南路。历时15年的新疆之乱，至此悉定。可见，曾国藩的部将在平定新疆之乱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曾国藩又将功劳归于左宗棠，高度评价左宗棠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爱国主义精神，称之为“天下第一”（《庸闻笔记》）。左宗棠并非石人，岂能无动于衷？乃于上奏言西征之事时说：“臣与曾国藩议论时有不合，至于拔识刘松山于凡众中，信任最专，其谋国之忠，知人之明，非臣所及”（《奏稿》）所以，左宗棠在挽联中称颂曾国藩为“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他在这封家信中所说的“‘谋国之忠’两语，久见奏章，非始毁今誉”也是实在之言。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表示自己的最后一点敬意，联除致四百金作为丧礼外，还亲写挽联云：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上联承认自己在知人善任和毫无私心为国谋划方面皆不如曾；下联是表白两人虽互相争执不休，但皆胸怀坦荡，而且同心为国。要知道，心高气傲的左宗棠能在曾国藩死后作如此反省，是相当不易的，因为在此之前，他还坚持两人绝交的责任主要在曾国藩：“言所以绝交之故，其过在文正者七八，而自认其二三。”而且这副挽联的落款自署“晚生”，这更加不易。当年曾国藩统领湘军之时，左宗棠只是个幕僚，身份悬殊，但左宗棠都不肯称“晚生”而是自署“愚弟”，并且还声明“依例应‘晚’，惟念我生只后公一年，似未为‘晚’，请仍从‘弟’呼为是”。

至于左宗棠为何要在这封给儿子孝威的信专门表白与曾国藩之间的关系，并嘱孝威在“丧过湘干时，尔宜赴吊，以敬父执；牲醴肴饶，自不可少”，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向了解自己的儿子倾吐对曾侯逝去的悲伤，以及表白曾左失和的原因和性质，“争者国势兵略，非争权竟势”。一生心高气傲的左宗棠不愿将此真心向那些“妄生揣疑之词”的“纤儒”们表白，因为在左宗棠看来，这些人不值得一言：“何直一哂耶”，而“儿当知吾心也”，所以向自己的长子倾诉；二是此际正在收复新疆的关键时刻，无法亲自去祭奠曾侯，只能让长子在“丧过湘干时”去拜祭，“以敬父执”，而且祭品要丰盛。出于同样的原因，让长子代替自己写一篇祭文来表达敬佩感伤之情，并将自己在挽联中未能充分表达的深意表达出来，尤其是其中需要辩白的道理。这即是这封家信专门详谈曾左之间的关系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