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

咸丰二年（1852），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隐居读书的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任幕僚，左宗棠“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全盘策划，使得太平军围攻3月而不下，只得无奈撤围。咸丰四年3月，太平军再次驰骋湘北，长沙四面楚歌，危急之中，左宗棠在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一再邀请下，再入湖南巡抚幕府指挥退敌。此时左宗棠焦思竭虑，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筹措军购。其中一项就是制定百分之二的厘金税，为筹措军购军饷提供了财源保证。不但为使湖南政局终得转危为安，而且还接济曾国藩部军饷，助其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左宗棠在湖南这两番以幕僚身份主持退敌和政务，也为他带来巨大的声誉和为今后从政铺平了道路。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所称“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即由此而来。曾国藩在攻下武昌后曾写信给左宗棠，信中说：“弟之调度，远不如兄，无所庸其谦也”。并上奏朝廷保举左宗棠，在奏章中称赞左宗棠能 “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奏稿》卷10）。结果左被任命为兵部郎中，并赏戴花翎，正式走上仕途。

左宗棠之所以能以幕僚身份在湖南两次主持军政事务，时间长达七年（从咸丰二年到咸丰四年，其中咸丰三年随张亮基在湖北），并赢得巨大声誉。除了具有杰出的指挥才能和用兵谋略外，与下面两个因素不无关系：一是主帅的充分信任。骆秉章用人不疑，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二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一心谋国，像他在这封信中提到的唐代理财名臣刘晏一样廉洁奉公，不沾私利，不结私党，甚至一概不用自誓不用“乡里族戚私人”“任其缺望”，哪怕受他们责骂也不改初衷。并在信中要自己的妻子“婉告乡人”，通过“干求以为发财之路”，“此路不通”！左宗棠不仅在身为幕僚是如此，即使贵为封疆大吏，又手握重兵的陕甘总督也是如此。在上一篇《丙子字谕孝同》就对千里之外赶来西北大营的堂弟宗概和堂侄昭熙极为不满：“此次复又来肃，意欲何为？若云学习公事，试自问可学何事？大营又有何事可学？我年七十矣，从未得子侄之力，亦并不以此望诸子侄。乃子侄必欲累我，一累不已，且至于再，何耶”。并让幼子孝同“传我意，请其（宗概）秋凉速归”；对堂侄昭熙也是“令其速归，勿许久留为要”这对今日那些贪官墨吏，为寻求升官发财，结伙抱团，搞帮派，用私党，真是一面历史的明镜！

左宗棠的夫人周诒端为湘潭名媛。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乡试后发榜前两人结缡。发榜时，他与二兄左宗旨双双高中，时年二十一岁，一时被传为佳话。左宗棠与妻子伉俪情深，周诒端不仅贤淑，尝自比东汉举案齐眉的孟光，而且不慕荣华、不求闻达，与左宗棠的志趣相投。道光十八年（1838）二十七岁的左宗棠第三次赴京参加会试，再次落第后从此绝意科举。开始留意农业，勤勉钻研农业书籍。他给妻子写信说：“榜发，又落孙山。从此款段出都，不复再踏软红，与群儿争道旁苦李矣！”归来后，他与周诒端“闭门伏读、实地考验”返归时所购买的农书，“虽长为乡人以没世，亦足乐矣”（《与周夫人（戊戌告又落榜拟长为农）》）正因为如此，左宗棠在这封信中，才委托她“婉告乡人”，通过“干求以为发财之路”，“此路不通”！这对今日民间所云：“有贪婪妻，必有贪婪官”更是一种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