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新疆期间，为保证军粮供给，发展地方经济，曾大力兴办屯垦业，其功绩遗泽至今。早在屯兵哈密之时，左宗棠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光绪二年一年就收获粮食五千一百六十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左宗棠还对西北的生态环境非常关注。据《甘宁青史略》卷二十二载：“安定(今甘肃定西)早寒，草枯木凋，村农纵火，山谷皆红。左宗棠见之，问知县，以烧荒对。”放火烧荒，是古代刀耕火种畲田的陋习，通过焚烧草木植被，殃及飞虫鸟兽，无非获得一些草木灰作肥料而已，其代价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水土的流失。烧荒尤对干旱少雨的甘肃中部地区危害最烈。左宗棠说：明代因为鞑靼经常犯边，明军出塞纵火，使鞑靼骑兵无水草可恃，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已承平，安能用此？“况冬令严寒，虫类蜷伏，任意焚烧，生机尽矣，是岂仁人君子所宜为？”遂自安定大营出示严禁烧荒，并通令陇东南及宁夏所属一体遵行。有力保护了安定一带的生态。另外，左宗棠两次率部西征，一路进军，一路修桥筑路，沿途种植榆杨柳树。不出几年工夫，从兰州到肃州，从河西到哈密，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凡湘军所到之处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枝拂云霄，这就是被后人所称的“左公柳”。清代诗人肖雄有一首诗，专为咏颂“左公柳”而作：“十尺齐松万里山，连云攒簇乱峰间。应同笛里迎亭柳，齐唱春风度玉关”。左宗棠的同乡及暮僚杨昌浚，应左之邀赴疆，见道旁柳树成林，也有七绝一首：“大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据说，左宗棠听此诗，不禁“掀髯大笑”。对此，长期在新疆屯垦戍边的前共和国副主席王震有着深刻的体会。1983年8月，王震对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说：“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办洋务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爱国的，有些是卖国的。像曾国藩、李鸿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并论。曾国藩、李鸿章是丧权辱国的，左公在福建办船政局，在甘肃办织呢厂，在新疆的屯田，客观上还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过，收复新疆的功劳不可泯灭。”“史学界最近作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对左宗棠做出了正确，客观的评价。这对海内外影响都很大。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阿古柏是从新疆外部打进来的，其实他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带兵出关，消灭阿古柏、白彦虎，收复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这是抗御外侮，是值得赞扬的。”

左宗棠在督办福建军务任上，也同样表现了坚决抗击外敌入侵的爱国精神：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舰队在福州马尾发动突然袭击，福建水师全军覆灭。时任军机大臣的左宗棠奉命督办福建军务。11月抵福州后，积极布防，并组成“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1885年正月，黑旗军和恪靖定边军先在镇南关得胜，然后以一千多人死亡的代价击退法军，夺取了谅山。此事导致法国茹费里内阁垮台。法国引为奇耻大，辱向越南法军拨款五千万法郎支持对华作战。中国方面则以台湾、越南两头应对，精疲力尽，刘永福部“所存不过五百人，多方募集不过千人，攻守两难，进退失据”。而朝鲜的甲申政变使得中国更欲快速从越南抽身。于是在法国驻华公使赫德的周旋下签订中法新约。中法新约的主要内容就是确认了1884年时的李福暂定条约，其中否定了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改由法国全权管理越南。左宗棠得知后，大骂主持签约的李鸿章：“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 “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李鸿章恼怒之余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攻击“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台湾道刘璈罪行十八款，使他们失去兵权并丧命。左宗棠悲愤交加，一个月后即在福州病故。

李鸿章左宗棠也和李鸿章、张之洞一样，是近代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富国强兵，为当时的洋务派领袖之一。就在两江总督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两湖总督张之洞开办汉阳铁厂的同时，作为闽浙总督的左宗棠也在福建马尾创立船政局监造轮船，近代中国第一批实体工业的先驱者，同时创办求是堂艺局（亦称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时逢西北事起，旋改任陕甘总督，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一年后，福州船政局（亦称马尾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陕甘任间，继续从事洋务，创办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后者为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左宗棠同时在兰州建立“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并由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在战胜阿古柏，收复新疆战斗中起了巨大作用。左宗棠还在西安开设书局，刊刻经籍，经费从他自己的养廉项下拨付，进驻兰州以后，从书论中采取有关吏治的文章，编成一本书，题为《学治要言》，颁示所辖各地官员，加强对官员的管理和廉政教育。

左宗棠的一生在晚清就得到极大的尊重。《清史稿》称 “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1837年，两江总督陶澍回乡省亲，他书写了一副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看后，将他视为奇才。并与左宗棠结为亲家，将年仅五岁的唯一儿子陶桄，许给左宗棠为婿，足见他对左宗棠的器重。1849年，林则徐途经长沙，指名要见左宗棠，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给左宗棠，并认定“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年过花甲来、日无多的林则徐对左宗棠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多年后，左宗棠就是带着林则徐绘制的地图踏上远征新疆的漫漫征程。临别时，林则徐还写了一副对联相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左宗棠将这对联当做自己的座右铭，时时激励自己。他说：每遇艰危困难之日，时或一萌退意，实在愧对知己。回福建后，林则徐身染重病，知道来日不多，命次子聪彝代写遗书，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晚清名臣胡林翼曾极力称赞说左氏“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的一道奏疏中评价左宗棠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梁启超更是认为左宗棠是“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清朝学者在著作中曾将曾国藩和左宗棠这两位同时代的湖南名人做一比较：“左文襄佐骆文忠，仅一幕职而得行其志，似愈于曾文正之为相；奉命出征，发谋出虑，朝廷亦从不牵制，此老一生际遇，文正不如也。”

左宗棠与“左公柳”